曾文正公文集卷二（第8/11页）

昔公创业，源远流长。服畴食德，寝炽而昌。蓰茏郁积，有耀其光。千秋宰树，终焉允臧。

国子监学正汉阳刘君墓志铭

道光二十有八年九月十八日，吾友汉阳刘君卒于家，年三十有一。逾月，讣至京师，国藩为位哭于舍旁道院。遂遍告诸友，皆相吊哭，有失声者。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某山刘氏先陇之次。国藩乃为铭，伐石于都下，寓舟浮江，以达于汉。既不及事，则追而埋诸坟之趾。

君之为学，其初熟于德清胡渭、太原阎若璩二家之书，笃嗜若渴，治之三反。既与当世多闻长者游，益得尽窥国朝六七巨儒之绪。所谓方舆、六书、九数之学，及古号能文诗者之法，皆已规得要领。采名人之长义与己所考证，杂载于书册之眉，旁求秘本钩校，朱墨并下，达旦不休。久之，稍损心气。又再丧妇，遂疾作，不良食饮。君自伤年少羸弱，又所业繁杂，无当于身心，发愤叹曰：“凡吾之所为学者，何为也哉？舍孝弟取与之不讲，而旁骛琐琐，不以慎乎！”于是痛革故常，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说，以意时其离合而反复之。先是君官国子监学正，薄有禄入。而妇翁邓氏资之数千金，岁益饶给。至是尽反金邓氏，而移疾罢官，将家居食力以为养。盖浩然自得以归。归未数月，而奄及于死，可哀也！始君之归，尝语国藩：“没世之名不足较，君子之学，务本焉而已。吾与子敝精于雠校，费日力于文辞，以中材而谋兼人之业，徼幸于身后不知谁何者之誉。自今以往，可一切罢弃，各敦内行。没齿无闻，而誓不复悔。”国藩敬诺。其后君归。果黾勉孝恭，族党大悦。规画家政，条议粗具，而君遽卒。命之永不永不足憾，独其事亲从兄之志之美且坚，而不克竟其事，兹其可悲者也。而国藩之无似，不克践死别之约，以一塞故人地下之望，此又余所深耻而切痛者也。

君讳传莹，字椒云。曾祖良琨，祖方仍。世有隐德。父正拍，以君官封征仕郎。母叶氏，封孺人。始娶汤，继娶陈，皆前卒。终娶邓氏；君之反妇家金，邓赞成之。无子，以兄子世圭嗣。君之学业，其考核载于书册之眉者，与其诗古文皆不以刊布，惟搜得朱子所辑《孟子要略》一书，国藩为校刻行于世，修君志也。铭曰：

并吾之世，江汉之滨，有志于学者一人。其体魄藏于此土，其魂气之陟降，将游乎在天诸大儒之门。敢告三光，幸照护乎兹坟。

汉阳刘君家传

余既铭刘君椒云之墓，其兄子世墀复寓书抵余：“季父之行义，蒙甄叙大凡。其为学之次第，不幸遗书未成。世墀之愚，不可骤晓。其孤世圭尤幼。即他日长大，终无以窥寻先人甘苦。季父执友，莫笃先生。先生若哀吾昆弟，即别为家传，镌诸家牒，所以不死季父而贶我刘宗，益厚无已。”盖椒云之学之自得于中者，有不可襮诸文字者矣。其致功之迹，国藩实亲见之而亲讨之，称述以诏其诸子，吾之职也。

始椒云尝治方舆家言，以尺纸图一行省所隶之地，墨围界画，仅若牛毛。县以圆围，府以叉牙，交错成围，不为细字识别。晨起指诵曰：“此某县也，于汉为某县；此某府某州也，于汉为某郡国。”凡三四日而熟一纸，易他行省亦如之。其于字书，音韵及古文家之说，亦皆刺得大指。其后益及天官、推算，日夜欲求明彻锐甚。适会丧妇，劳忧致疾，乃稍稍自惜，慨然有反本务要之思矣。窃尝究观夫圣人之道，如此其大也。而历世令辟与知言之君子，必奉程朱氏为归。岂私好相承以然哉？彼其躬行良不可及，而其释经之书，合乎天下之公，而近于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独多。诚不能违人心之同然，遽易一说以排之也。

自乾隆中叶以来，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颇拾先贤之遗而补其阙。久之，风气日敝，学者渐以非毁宋儒为能，至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字，一切变更旧训，以与朱子相攻难。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矫之者恶其恣睢。因并蔑其稽核之长，而授人以诟病之柄。皆有识者所深悯也。椒云初从事于考据，即已洞知二者之弊。既更忧患之余，尤自敛抑，退然若无以辨于学术也者。默识而已矣。于是以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弃其所官之国子监学正，决然归去，以从政于门内。积其谨以严父母之事，以达于凡事无所不严；积其诚以推及父母之所爱，若所不爱，无不感悦。其又不合，则考之《礼经》，核之当世之《会典》，以权度乎吾心自然之则。必三善焉而后已。病中为日记一编，记日日之细故，自责绝痛。将卒，又为遗令，处分无憾。盖用汉学家之能，综核于伦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当于朱子。后之览者可以谓之笃志之君子耶？抑犹未耶？国藩为发其择术之意，既告其诸子，亦与异世承学者质证焉。

《孟子要略》叙跋

朱子所编《孟子要略》，自来志艺文者皆不著于录，朱氏《经义考》亦称未见。宝应王白田氏为《朱子年谱》，谓此书久亡佚矣。吾亡友汉阳刘茮云传莹始于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证》内搜出，复还此书之旧。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业，号为精核无伦，而不知《要略》一书具载金氏书中。即四库馆中诸臣，于金氏《集注考证》为提要数百言，亦未尝道及此书。盖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观金氏所记，则朱子当日编辑《要略》，别为注解，与《集注》间有异同。金氏于“人皆有不忍章”云：《要略》注尚是旧说；“桃应问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复睹，茮云仅能排比次第，属国藩校刻，以显于世，抑犹未完之本与。然如许叔重《五经异义》、余隐文《尊孟辨》之类，皆湮晦数百年矣。一旦与他书中刺取掇零拾坠，遂复故物，则此书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补今日之阙乎？天下甚大，来者无穷，必有能笃耆朱子之书，罔罗以弥遗恨者。是吾茮云地下之灵，祷祀以求之者也。

孟子之书，自汉唐以来，不列于学官。陆氏《经典释文》亦不之及。而司马光《晁说之》之伦，更相疑诋。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为“四书”。既荟萃诸家之说为《孟子精义》，又采其尤者为《集注》七卷，又剖晰异同为《或问》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兹又简择为《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笃也。盖深造自得，则夫泳于心而味于口者，左右而逢其原。参伍错综，而各具条理。虽以国藩之蒙陋，读之亦但见其首尾完具，而不复知衡决颠倒之为病，则其梨然而当于人人之心可知已。国藩既承亡友刘君遗令为之排定付刻，因颇仿《近思录》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读者一览而得焉。大贤之旨趣，诚知非末学所可幸中，独未知于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复生，徒使予茫然四顾而伤心也夫。曾国藩又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