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原堂论文卷下（第9/14页）

凡此数者，根株深固，枝叶广阔，若不可以朝变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则亦在夫陛下之反诸身耳。圣心诚无不正，则必能出私帑以归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阙，必能复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宽州县矣。圣心诚无不正，则宫能择宰相以选牧守矣，择台谏以供刺举矣。圣心诚无不正，则必能严宦官、兵将、交通之禁，而以选将属宰相矣。宰相诚得其人，则必能为陛下择将帅以作士气，计军实、广屯田以省漕运矣。上自朝廷，下达州县，治民典军之官既皆得人，然后明诏宰相，议省监司之员而精其选，重其责。又诏铨曹使以县之剧易分为等差，而常切询访。天下之官吏能为县者，不拘荐举之有无，不限资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补最剧之县。果有治绩，则优而进之；不胜其任，则绌而退之。凡州县之间，无名非理之供，横敛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渐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宽矣。以上因言民力而推本于正心，则百弊皆除，贯串乎大本之一，急务之四。

至于屯田之利，则以臣愚见，当使大将募军士，使者招游民，各自为屯，不相牵制。其给授、课督、赏罚、政令，各从本司自为区处。军中自有将校可使，不须别置官吏。使者则听其辟置官属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备使令。又择从官通知兵农之务，兼得军民之情者一员为屯田使，总治两司之政，而通其奏请，趣其应副。又以岁时按行察其勤惰之实，以行诛赏。如此，则两屯心竞，各务其功，田事可成，漕运可省，而诸路无名非理之供，横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获已而未可尽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务之五六也。以上因民力而议改屯田之政。

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其本则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故所谓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务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缓者，惟陛下深留圣意而亟图之。使大本诚正，急务诚修，而治效不进，国势不强，中原不复，仇敌不灭，则臣请伏鈇钺之诛，以谢陛下。陛下虽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以上归于大本之正，总结上文。

然又窃闻之今日士夫之论，其与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实，则皆所谓似是而非者也。盖其乐因循之无事者，则曰陛下之年寝高，而天下亦幸无事。年寝高而血气不能不衰，天下无事则不宜更为庸人所扰。其欲奋厉而有为者，则又曰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摅，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以此为务，则圣心不待劝勉而自强；舍此不图，则虽策厉以有为，而无所向望以为标准，亦卒归于委靡而已。凡此二说，亦皆有理，而臣辄皆以为非者。盖乐因循者，知圣人之血气有时而衰，而不知圣人之志气无时而衰也。知天下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无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况今日之天下，又未得为无事乎？且以卫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以求规谏，而作抑戒之诗以自警，使人朝夕诵之，不离于其侧。此其年岂不甚高，而其戒谨恐惧之心，岂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视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责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万于武公者。臣虽不肖，又安敢先处陛下于武公之下，而直谓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艰难多事之可忧，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无一事之可为，尚当朝兢夕惕，居安虑危，而不可以少怠。况今天下虽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贫财匮，兵惰将骄，外有强暴之寇仇，内有愁怨之军民，其他难言之患，隐于耳目之所不加，思虑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奥之间，而远在数千里之外，何可胜数！追计其前，既未有可见之效；却顾于后，又未有可守之规，亦安得遽谓无事而遂以逸豫处之乎？以上驳因循无事之说者。

其思奋厉者，又徒知恢复之不可忘，颓惰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难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难除也。诚能先其所难，则其易者将不言而自办；不先其难而徒侥幸于其易，则虽朝夕谈之，不绝于口，是以徒为虚言以快天下之意而已。又况此事之失，已在隆兴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晏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长，而坐薪尝胆之志，日远日忘。是以数年以来，纲维解弛，衅孽萌生，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故臣不敢随例迎合，苟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则惟欲陛下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几真实功效可以驯致，而不至于别生患害，以妨远图。盖所谓善《易》者不言《易》，而真志于恢复者，果不在于抚剑抵掌之间也。以上驳奋厉有为之说者。

论者又或以为陛下深于老佛之学，而得其识心见性之妙，于古先圣王之道，盖有不约而自合者，是以不悦于世儒之常谈死法，而于当世之务，则宁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说为可取，今乃以其所厌饫鄙薄者陈于其前，亦见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为此亦似是而非之论，非所以进盛德于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说，固有疑于圣贤者矣，然其实不同者则此以性命为真实，而彼以性命为空虚也。此以为实，故所谓寂然不动者，万理粲然于其中，而民彝物则，无一之不具，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必顺其事，必循其法，而无一事之或差。彼以为空，则徒知寂灭为乐，而不知其为实理之原；徒知应物见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别也。是以自吾之说而修之，则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而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无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说，则其本末横分，中外断绝，虽有所谓朗澈灵通、虚静明妙者，而无所救于灭理乱伦之罪，颠倒运用之失也。故自古为其学者，其初无不似有可喜，考其终则诐淫邪遁之见，鲜有不作而害于政事者。是以程颢常辟之曰：“自谓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而实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自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是谓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与人道。”呜呼！此真可谓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闻于陛下者。使陛下过听髡徒诳妄之说，而以为真有合于圣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为三术，而以儒者之学为最下，则臣窃为陛下忧此心之害于政事，而惜此说之布于来今也。如或未以臣言为然，则圣质不为不高，学之不为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岂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