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简编卷上（第7/18页）

以上诸侯衰微而汉郡多

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

韩愈／张中丞传后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

以上讼许远之屈

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州，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

以上明巡、远之功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以上载南霁云之事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

以上张籍述于嵩语，记巡、远杂事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曾巩／先大夫集后序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

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以下是也。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

以上言在五代作乐府等，至宋作奏议

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及西兵起，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尝切论大臣，当时皆不说，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终。

以上言因论事屡起屡踬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管榷，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争言符应，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北大治宫观。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

以上言奏议之大，在罢管榷、谏封禅二事

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余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免民租、释逋负之在民者。盖公之所试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矣。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将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修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之碑与书，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