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南京的陷落（第2/16页）

譬争渡者，偶失足堕水中，且沉且浮，得一人手援之，未有不应手而出者，顾援之者缓急何如耳。谓其必不肯出，而弃之勿援也，天下有是理乎？

简言之，如果史可法不这样做，他就如同是抛弃了一个落水待毙的人，国家的生存也就毫无指望了。

献身与妥协

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不仅细述了采取进攻战略的各种原因，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阎尔梅自己感到有责任去这样做。无疑这代表了许多南明忠君之士的同感。阎尔梅告诉史可法，他自己的老师也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固执好辩的学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直言无忌，不过有很多由于南京政权拒绝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而日益失望的人，也与他心情相同。

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

对于他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报效国家之责远远重于维顾亲友，尽管履行这种高尚的义务可能意味着“逆祖”、听凭妻室饿死以及族人唾骂。

亲戚劝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隐而不肯隐。

阎尔梅还把忠君义务置于苟且偷生之上，把良知置于俗论之上。

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爱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爱，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

这种绝对忠诚的典型是古代的侠义之士，他们的气节象征着礼的至境。阎尔梅说，今人多把礼当作仪式，但是那个概念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人忠于其信仰的义务。侠义之士对“诚”的执着追求——一己的是非之心——在理想上高于所有其他情感。同样，对阎尔梅来说，体现于“诚”的最高献身，概括了“礼”的古老而崇高的意义，这远高于把“礼”说成是“敬”、“顺”的通俗解释。“礼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则有杀之之意焉（如果为了信仰的话）。”

阎尔梅写给史可法的信在结尾颇为狂傲不驯。阎尔梅写道，一个豪杰之士可能并不认为别人会赞同他，但是他至少十分希望得到尊敬。可以肯定，如此固执之人在太平盛世是不易为别人所容的。但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需要的却是非常之人。如果有人想起用这样的英雄，那么他要么是认真地采纳其建议，要么就是全部把他们杀死。

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杀其所不得不杀，杀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则亦不足杀矣。

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咄咄逼人的要求了。

不过，阎尔梅的个人正义感并非无可争辩。他这种空想的、甚至浪漫的临难不苟行为，构成了一种用以升华自我的目的伦理。在满族征服战争中许多年轻的“有志之士”都是如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责任伦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其权变观。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史可法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因为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他承担不了此时轻率决策的后果，也不取莽撞下令。不管阎尔梅解救徐州的呼吁如何激烈，史可法也腾不出手来完成此举。尔后史可法给了阎尔梅一个措辞巧妙的答复，对迅速进军徐州的计策含糊其词，感谢阎尔梅无可怀疑的忠诚，并且谨慎地暗示，他很知道阎尔梅的急躁脾气。此后不久，阎尔梅受命西进河南，加入高杰余部，组织了一道抵抗多铎军队的薄弱防线，以防满军南侵。阎尔梅确实向西出发了，但在3月6日他到达前线之前，他觉得他的使命毫无希望，于是返身而回。因而当满人最后进攻史可法扬州大本营时，他却在安徽中部的庐州平安无事。

满人渡河

然而，与此同时，史可法仍然肩负着指挥淮阳地区各方面防务的责任，以抵抗多铎和豪格对他防线的不断猛攻。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避免北进，以使满人替他消灭大顺农民军残部，但史可法同样知道，一旦清军打败或收编了那里的义军流寇进而占据黄河的右岸，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南方，进攻沿大运河一线的南明防线。因此，他与阎尔梅以及其他光复者的想法相同，即最好的防御战略是进攻。他上疏皇帝说：

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末也，其君臣日图中兴而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

左懋第的信使也得到指令，朝廷已经决定采取更为保守的防御政策。与此同时，满人已经越过了在河南境内的黄河，并且到达了黄河在江苏境内的北岸。对史可法来说，防御和进攻是一致的。在时机尚未失去的情况下，他希望南明方面发动一次反击，用来援助可能正在守卫徐州的李成栋的明军，也用来保持和激发光复北方的信心。于是史可法从扬州出发，将其部队转移到洪泽湖边的泗州。然而在他要进军徐州之前，他得到消息说，在他离开的时候，黄得功知道了高杰被害的消息，准备对扬州发动突然袭击，洗劫这座城市，并且收编那些已经退到大运河的高杰残部。这样，为了拯救扬州，史可法被迫取消了他的反攻计划，并迅速赶回他在南方的营部。如要解救徐州，阎尔梅发动“河北千万忠勇之士”的简单计划显然是不够的。

尽管史可法自己没有能去徐州，但是侯方岩率领的援军已被派往这个城市，而且南明的一支应急部队实际已渡过黄河，并且直接与满人交上了火。清旗军主力由准塔指挥，他的父亲曾是努尔哈赤的卫士。准塔重创了明军。根据满人的战报说：

二月初三日（1645年2月28日），闻南兵渡河，围徐州沛县李家楼，随遣固山额真准塔等，领兵星夜前往。贼马步兵二千有余，屯驻徐州十五里外，我兵冲击贼营，贼兵赴河死者无算。擒斩逆渠六人，安抚百姓，秋毫无犯，获人口牛马甚多。

3月11日多铎部队的营部正式从西安迁到了河南北部；4月1日，多铎接到圣旨去指挥南征，以平定江南。在豪格从东面加强进攻的同时，多铎率领他的部队兵分三路直奔归德；在那儿一支部队沿淝水直奔临淮，另一支部队沿黄河直奔盱眙，第三支部队沿黄河北岸过徐州直奔淮安。最后这支队伍是由准塔指挥的，他在取得李家楼战斗胜利后乘胜进攻徐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抵抗，但是在这些抵抗还没有变成强大的敌对力量的时候，徐州驻军指挥李成栋已经宣布归顺清朝，背叛南京了。同时，在多铎部队的侧翼进攻濠州的西部战场，徐州地区的另一个抵抗首领刘良佐也背叛南明，投降了满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