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顺治朝（第7/21页）

顺治皇帝对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满意。他对自己的“耳目”没有单独向他报告有这种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尤为恼火。在审判后的次日，他下谕所有言官，令他们解释为什么对这种“党恶”竟然默无一言，这难道不是为了有意掩饰吗？难道就没有其他大臣仍然未被举发吗？皇帝怀疑到了大学士陈之遴的头上。陈之遴提出立即处死李三，引起了人们对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的猜疑。济尔哈朗也怀疑陈之遴，并开始对他做进一步调查。1653年3月14日，陈之遴终于供认自己与李三有一些牵连。济尔哈朗要严惩陈之遴，但皇帝对此交代表示满意，遂命令给陈之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顺治免除了陈之遴的大学士之职，调任户部尚书。

考课与朋党

李三一案就这样导致了陈之遴从内三院被贬黜，而陈名夏则因此取代了他在内三院的位置，正如早先冯铨被罢免时陈之遴取代冯铨一样。不过，陈名夏本人也并不就与李三案毫无瓜葛。在鞫讯中，陈名夏力主赦宥李三，单是此举便使顺治觉得他有某种嫌疑。因而，皇帝在授陈名夏为大学士时，特别谕戒他必须抵制朝中非法的朋党之风：“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这句话表明皇帝深信：不偏不倚地按正规行政程序来对待一切臣僚，而不管他们是满洲还是汉人，将使政府公正如一，从而消除产生朋党的根源。在李三案中，汉人臣僚寻求受宠的满洲贵族的支持，朋党的起因即在于此。

所以，顺治一面谕诫陈名夏不要形成朋党，那会破坏臣僚的团结一致，不论满汉，他们在臣僚队伍中都应以单独的个体而非派系分子来行使职权；一面还进一步采取步骤，消除政府中的歧视现象。皇帝抱怨只准满洲尚书条奏政事的情况，要求从此以后汉人尚书也应条奏。此外，他还下令对汉官的处罚应与满人臣僚一视同仁——此前满洲臣僚受罚准与折赎，而不会被革职。不过，这又给皇帝造成了新的困难。随着顺治倾向于更为固定的、正规的官员人事管理制度，他的汉人臣僚感到这是恢复晚明官员考课制度的一个好机会。这一制度既取代了君主对臣僚的个人看法，也毋须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他们的认可。这是一种行政程序，每年由六科对各部曹臣僚进行磨勘考察。这反过来意味着以牺牲皇权为代价，加强了言官的势力，而他们大多是汉人。

这一制度是由吏科都给事中魏象枢于1653年2月2日向顺治提出的。这位给事中曾在两年前建议改革财政制度。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密友。陈名夏还记得，当年这种考课制度受到了控制吏科的东林党人和复社领袖们极大的关注。所以，魏象枢建议恢复明朝的“大计”之制以考察官员，并应当严格遵行下列分工：由抚按负责册报，部院负责考察，科道负责纠举。陈名夏当然是赞同的。

顺治皇帝批准了这个要求，这主要是因为皇帝认为当时的问题是克服过去吏治的弊端。正如皇帝相信消除满汉之别会削弱产生朋党的一个重要根源那样，他也假定严格坚持“大计”制度会使人主更加周知下情，改善科道监督的质量。

然而，由于批准了魏象枢关于实行完全明制意义上的官员考课制度的要求，皇帝就在无意之中促使一些汉官认为这个政权开始完全汉化了。1653年3月8日，皇帝收到了由詹事府少詹监事李呈祥所上的一份特别奏疏。李呈祥是山东人，明朝进士。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提议，今后在政府各部衙门中裁去满官，专用汉官。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思黑、宁完我和陈名夏一听说这一令人惊骇的奏疏，便一起入朝去见皇帝。大学士们感到惊慌，坚决认为这份奏疏“大不合理”。皇帝龙颜大怒，说：“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并气愤地补充道：“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李呈祥立即被革职，送交刑部治罪，刑部议其死罪。皇帝有点怜悯他，改判李呈祥流放沈阳，但从此他将不会忘记在他的汉人臣僚中有那么一些人仍然认为满人没有能力统治一个文职政府。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顺治此时转而求助于一名汉官的原因。这名汉官曾屡屡称颂满人的统治，虽然这是为了拍马谄媚。1653年4月25日，皇帝将冯铨召还，他说不能因过去的错误而把人看死，应该让冯铨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已经“自新”。冯铨立即介入了关于官员考评的讨论，顺治正在与他的两名最重要的汉族大学士洪承畴与陈名夏对它进行探讨。

当时皇帝和他的大学士们正在检查殿试的结果。部分是出于想要赢得汉人更多的支持，皇帝为会试和殿试定的录取额很高，每次平均约为380人。他还在范文程的坚持下，于1651—1652年首次录取满洲官员的子弟们入国子监就学，他们当中在1652年和1655年进士及第的超过106人。额外赐予这些人进士及第的一个原因，是要抵销南人在殿试中日益增长的优势。1646年，在373名及第的人中，进士一甲中无南人，二甲只有5％、三甲只有1％的及第者为南人。相反，在1647年到1652年这段时间里，89％的一甲进士是南人，而平均65％的二甲进士和54％的三甲进士也均为南人。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出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支配一甲进士的情形。1647至1652年间，殿试中名列前三名者有2/3，不是来自江南，就是来自浙江。

虽然大家都同意，一般说来南人比北人更擅长于八股文考试，但许多人还是认为在取士中有陈名夏势力的影响。据说陈名夏在评判时总有偏袒，明显地偏向他自己的门生和在政治上依附他的人，而压抑受其他大学士支持者，不过后者的文才也常常略逊一筹。当时正在京城生活的谈迁记下了陈名夏偏袒不公的故事，并尖锐地说到，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陈名夏花钱1500贯在北京造了一所房子，显然是暗示这笔钱可能来自某位词臣的应选人。顺治也许是因为听到了一些这类传闻，便在任命冯铨的那个傍晚召集了一个会议，以便他们两人与洪承畴和陈名夏一起检查翰林官之贤正与否。当顺治示意他打算亲试每位翰林官的文才时，冯铨突然插话，这段话后来很有名。他说：

或有优于文而不能办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于文而优于办事，操守清廉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

他因此劝告皇帝不要仅仅以“文”择官，而且还要以“行”择官。同时，他提出对于南方臣僚将文才标准视为至要这一点不必过于敏感，因为他们毕竟是帝国最博学善辩的文士，唯文是取增加了他们的入仕机缘。所以，猜想顺治不顾冯铨声名狼藉让他官复原职，部分原因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他接受了满人的统治，但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体现了调整臣僚中南方集团与北方集团之间平衡的一种手段，是颇有根据的。就在那天傍晚，在冯铨讲了上面的那几句话之后，顺治果真任命他为弘文院大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