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第13/15页）

《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讲述了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章节：马连良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竟然要索取演出报酬每场1070万元(人民币旧币)，甚至还“讨价还价”；章伯钧请马连良吃饭，马竟然将厨师、厨具、原料、作料全部带到章家，并将章家厨房擦洗得干干净净，案板洗得发白；反右期间，他被迫奉命批判他的弟子李万春，可说了两句便没词了，散会之后又马上请李万春在鸿宾楼吃饭，表示歉意。艺术上他追求尽善尽美，卓然成为老生泰斗；生活上，他极会享受，精于吃食，衣履整饬，爱好收藏，甚至吸毒。章诒和的细节和故事，使这位已去世近40年、几乎被人遗忘的京剧大师重新复活。在章诒和的笔下，马连良才有了呼吸、才有了脉搏、才有了情感，有了灵魂。

章诒和说，马连良的那种生活方式被改造，生活空间被挤压，最后，他所喜欢的，他的习惯，他的毛病，全部都被改造。她说：“故事虽然说的是马连良，实际上在那样一个时代，这样的问题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虽然是写马连良，又像是在写自己，于是写啊写，我会抱头痛哭。哀伤的不是一个人，哀伤的不是我自己，哀伤的不是马连良，而是那样的环境中所有的中国人，令人至悲至痛。”

低调的章诒和在香港期间，一再拒绝传媒访问。以下是记者独家专访问答的摘要。

「现在的小说三页之后一定上床」

Ｑ：马连良的这些细节都纳入你的审美视野，你如何理解这些世俗欲望？

Ａ：当下，一些人鄙弃了人类、历史、民族、国家等厚重观念，这是对过去政策的报复。什么上升了呢？一篇短篇小说完全说泡吧。感官的享受，人的情感欲求，实惠的物质生活等世俗性社会事物，统统纳入作家审美的新视野。这好不好？没什么不好。这对不对？没什么不对。它属于个人生存的正当而合理的要求。要不，怎么我那么喜欢马连良。我不只是喜欢他的《借东风》，喜欢他的《赵氏孤儿》，我喜欢他生活的样式，沉醉于他的泡澡，遛弯，修脚，下馆子，抽大烟，摆弄翡翠、鼻烟壶。但是如果过度释放这样一些世俗的、欲望的，属于人之本能的东西，是否会产生返祖现象呢？

一位编辑告诉我：现在读小说，无论中长篇，三页之后一定上床。我不知这是文学堕入生物境地，还是生物提升到文学天空。不过，你要把欲望下面掩盖的利益关系开掘出来，对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内心的关系，做出既符合现实也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那么，就需要多维视角了，单纯世俗视角是不够的。越是世俗的生活，越是要有理性的认同。这理性不就是思想、历史、道德、政治和哲学吗？文学至少要有一点思想。但是我反对大陆一些人提出的“文学重返思想”的口号。我说这些，并非标榜自己具备“理性认同”和“人文关怀”。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像发黄的一片叶离开老树而飘落，而这树早已是无花又无果了。

「有责任把那一代人纪录下来」

Ｑ：你怎么看待你的作品被禁？

Ａ：中国大陆的查禁制度是不言而喻的。当初写了有关父辈几个故事请朋友看，替我掂量一下，写得行不行？顺便也以这样的方式，写文章吧，给自己过60岁生日。没想到被朋友介绍给一本杂志，刊出了。刊出后，没想到被人上了网。上网传开后，没想到有出版社的人说经过删节处理可以编成书，出版了。出版后，没想到畅销。畅销后，没想到被禁。被禁后，没想到有那么多的盗版，有人算了一下，120万册至160万册。大陆的《往事》被禁和盗版后，没想到获奖。获奖后，没想到授获者被官方传询，获奖人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

八个没有想到吧，就是这样曲曲折折起起落落。我却有个信念，在可能的情况下，自己要坚守原则，有些可以退让，有些是不可以退让的。不可退让的重要一点是，在真实面前是不可退让的。这个社会假东西已经很多了，大家一起再做假，写一些假东西，换取很实际的利益，这很可悲。我们有责任把那一代人纪录下来。压抑下人成长的非常快。如果没有“反右派”，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狱中10年，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能懂得社会。

「我生活在故事和细节里」

Ｑ：作品中你评论不多，只是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为什么选择这种书写方法？

Ａ：我是个很没出息的人，不像有些人有非常深刻的思想，要著书和立说，写一个东西传世。我觉得我的环境是非常特殊的，踫到了如此之多的非常优秀的人，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他们自己就是故事，这些人聚起来，不像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就讨论深刻的理论，他们充满着故事，他们讲故事也讲理论，但可惜的是，他们讲的理论，我不懂。他们可以和我父亲讲四小时佛学，和我父亲讲四个小时的抗日战争的故事，他们故事中的人物，我没见过，也不知道是谁，那可能是更有价值的历史的真实的，或者是涉及到他们的本质的一些东西，遗憾的是，当时我还小，还不懂，不懂就记不住，我懂的就是这些故事，就是这些细节，我是生活在细节中，生活在故事里，我只知道要写出这一代人的故事。

Ｑ：有读者对你几十年前细节的记忆存疑，你如何回应？

Ａ：我不懂文学，所有的就是一种记忆，记忆很珍贵，他们有值得你去记忆的东西。因为1957年的事情（指反右运动）发生时，我十四五岁，那以后，我一直处在被歧视、被排斥、被挤压、被孤立，后来是被管制的状态，没有人理我。当时最大的快乐，就是家里来朋友，大人说话，我就在旁边听。这就是我全部的生活，我的每一天都是空的，天天就和储安平啊，康同璧啊，罗隆基啊，陈铭枢啊这些人在一起。

我被判刑的第一天早上醒来，看见窗户外那一片天空，37年来我还记得那天空是什么颜色。由颜色想到我的家，由家想到我的母亲。什么都可以忘记，那是不会忘记的。当时不像现在那样丰富多彩，有那么广泛的社会交往，有千头万绪的工作，还有人情应酬，每天接很多电话，看很多手机短信，生活缤纷五彩，整天闹哄哄的，记忆力肯定就不如我。其实，我写的与我所接触的相比是挂一漏万。他们聊天是几小时几小时的，我只是记住了我当时懂的部分，大部分的话我听不懂。恰恰就是那零碎片断，我记住了。我写的只是多少多少分子之一。还有，这些人物的细节就是与众不同，有些故事我就是不敢写。就说张伯驹撒尿，他家当然有厕所，可他出门转过去就撒尿，可不管你，回到屋子里还当着你的面扣裤钮。这样的细节，你能忘吗，绝对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