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第14/15页）

吃饭的时候，能听见母亲说：“今儿咱们吃电扇。”

孩子们心里明白，母亲这是把电扇卖了。

过些日子，又听见母亲说：“今儿咱们吃耳环。”

孩子们心里明白，母亲把自己的首饰卖了。

能卖的都卖了，连陪嫁都典当光了。实在没法子了，她跑到娘家，请求帮助。

每次，哥哥谭富英都没让妹妹空手回去，一边偷偷塞钱，一边悄悄叮嘱：“这钱，你可千万别往外说呀，我这儿也不跟家里讲。”叶盛长在外多少年，谭富英就接济了多少年。

丈夫获罪，子女受苦，谭秀英没有丝毫的离恨之心。这个从来不抛头露面的女人，为了等丈夫、养孩子，找到街道工厂，当了一名采购员。

1960年，叶盛长因演出劳累和心情郁闷而突发心脏间歇症。农场领导通知了他的妻子。谭秀英接到电报，即匆匆上路。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弱妇女，背着几十斤重的衣物食品独自行走。路长，夜长，她深一脚，浅一脚，一盏路灯也看不到。

夫妻相见，泪水涟涟，俩人半晌说不出话来。叶盛长见妻子带来那么多的滋补食品和营养品，遂惊问：“咱们哪儿还有钱？买这么些东西，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

谭秀英扭脸不答。

叶盛长追问再三，她才开口：“自你离家，早存的那点家底儿已经耗光了。现在只能卖着吃，所有能换的东西都换了钱。不然，那么多张嘴怎么活呀？”

叶盛长说：“有些东西什么时候也不能动，比如咱老父亲传下来的宝剑。”

“你说晚了，宝剑已经出手了。”

“什么？你把它卖了。”

“不卖，我拿什么给你买东西？”

……

劳动教养期满后，中国京剧院却不想接叶盛长回来。谭秀英知道情况后，跑去找相关领导，理直气壮地说：“当初你们给他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既然保留公职，那叶盛长就还是中国京剧院的职工。他就得回来！”

他回到了北京。夏天清晨胡同里随风吹落的槐花，中午从窗户里飘散出来的菜香，日落时分邻里街坊来回走动的悠闲神情以及那街灯下忽长忽短的身影——这些是他在最孤独时的渴望，又终于呈现在眼前。叶盛长回到了家，那辆英国凤头牌自行车还在。

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谭秀英不可量，如山如海。她是妻子，她还是江山。

【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

在中国京剧院二团，他唱了几年戏，登台的机会不多，都是配角。熟人见面，客客气气，也冷冷淡淡。叶盛长极大地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不管排什么新戏，不管领导把什么角色分配给自己，他二话不说，就都担当起来。“佐国心，拿云手，命里无时莫强求。”

1963年，中国京剧院决定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叶盛长先后担任过王连举、鸠山、小伍长等几个角色，而最后竟连一个小角色也没演成。特别是鸠山一角，他和四哥叶盛兰为了这个角色，花了许多的心思。后得知由毛遂自荐的袁世海出演，叶氏兄弟则把自己的创意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当然，富于想像力的袁世海并非照猫画虎地按叶氏的构思去演，而是沿着花脸的路子创造出另一个鸠山形象。《红灯记》彩排那天，江青坐镇，气氛紧张。叶盛长亲手给袁世海化妆，除了脚下一双马靴是新置的，其余扔按叶盛长设计的扮相。这事儿要搁在从前，他早发脾气了，起码也得找领导说叨说叨。而现在他全忍了，也认了。因为想想自己的身份，实在不能和别人相比，只有听任驱使，无比顺从了。多好的一个演员哪，怎么成了在空中飘荡的风筝，决定命运的线团被革命政权攥得紧紧的。中国京剧院的疏冷与淡漠，让他常常回想起在清河那些忙碌的日子，为什么眼下的现实总偏离当初的理想？

“文革”乍起，叶盛长便从配角变为陪斗，斗三哥，他陪着；斗四哥，他陪着；斗当权派，他也都陪着。从小他受多少宠，现在就受多少罪。从1966年到1976年，他干了各种各样的体力活儿——先烧锅炉，烧了一段时间得了病，就叫他看澡堂子，每天负责卖澡票、放水、刷池子，后又调到食堂卖饭票。他还当过电工、管道工。这十年间，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生命就这样沉浮在一汪死水里，卑微又委屈。而这种生活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则有着全部的严酷意味。

什么是命？无可奈何就是命。京剧、昆曲这样的精致文化，使艺人在戏剧情景中成为才俊，也使他们在另一番情景中成为废物。艺人即使有优异的禀赋，也是要在正常秩序下，得有相当得条件才能发挥。也就是说，越是高雅的艺术就越需要安闲的条件。叶盛长在回忆录里说：“艺人一旦不能演戏了，便有沦为乞丐的危险。”他的话说得含蓄，没挑明这个“危险”是什么。

【有一点温馨，就有更多的苦涩】

1979年，叶盛长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他以清白之身开始了新的演艺生涯。即使领导让他扮个船夫，也觉得幸福。其实，他的心里很清楚：代际的更迭正在加速进行，年轻的一代已掀起一个又一个“时尚”、“创新”的浪潮。他还没来得及重新证明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就被后来者迫不及待当成了“老前辈”推到一边儿歇着去了。

1980年，叶盛长随中国京剧院赴香港，回到广州做汇报演出的时候，他在舞台上翻了一个“抢背”，当时就深感不适。待演出完毕，便突发了脑血栓。幸亏治疗及时，更多亏妻子照料，妥贴安排起居，规律又合理。精心安排伙食，吃着顺口，又于病有益。每日到时候催他起床，催他散步，催他吃药，催他午觉。叶盛长也有毅力，就是躺床上，也坚持练功。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和锻炼，他的左臂和左腿居然恢复了大部分功能，原来的糖尿病也大为好转。痊愈后的叶盛长曾对我母亲说：“如果没有妻子加”家庭护士“的严格管理，自己的病是肯定好不了的。”

生活就是这样，有一点温馨，就有更多的苦涩。1985年，谭秀英病倒了，检查的结果是白血病。一家人都吓傻了。

文革时，叶盛长的私人房产——宣武门海北寺街八号的两进四合院共二十四间平房，连带一个庭院，全部归了公。后来落实政策，政府给了八千块钱算是退赔。别小看这八千块，它是叶盛长1949年以后仅有的财产和积蓄！全拿出来给妻子治病，也没能见效。

“淡却双蛾，哭损秋波。”临终那一刻，谭秀英对丈夫说：“看样子我得走了。撇下你，我真有点不放心。往后，你要多注意身体，多活几年……”她吐露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泪凝成。牢牢绾在谭秀英心上的情结，渐渐松开，走了。她结束了自己艰难疲惫的生命历程，他的生活也从此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