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建立（第6/6页）

1930年4月25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梅辛格签发第130/63号命令，组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劳动改造营管理局”。^{[86]它的内部机构迅速发展起来，并且于“1930年10月1日取得了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的法律地位。从这个时期起，大批被捕人员大军被派到各种工地上去劳动、去挖运河、开采有用资源，以此来保证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实施”。[87]标志着古拉格诞生的第一个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工程是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在这里，古拉格展示出在短期内集中大量人力，通过大众突击的方式保证国家计划得以完成的可能性。“从1929年底开始，政治局直接批准下出现的新营加速增长现象说明，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制度改变了惩治政策，其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强制劳动体系，该体系的核心就是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管理总局，而建立该体系的推动力就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88]也正是从这时起，缩写词“古拉格”逐渐成为苏联最大、具有无限动员能力的经济机构的代名词。它标志着斯大林时期“使用囚犯的日劳动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因素”。[89]}

1930年11月5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关于撤销各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原隶属于它们管辖的关押地从1930年11月15日改为由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接管”。^{[90]“为便于在各共和国对这些关押地进行领导，组建了共和国劳动改造机构管理总局（ГУИТУ）。在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没有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便采取了其他方式对劳动改造机构加以领导。在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改造机构管理总局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则隶属于共和国最高法院；在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了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劳动改造特别处”。[91]}

“1934年2月20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组建包括改组后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内的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问题，并委托亚戈达、科甘诺维奇和古比雪夫负责在5天内根据政治局讨论该问题时的意见提出议案。次日，2月21日，亚加达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组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草案交给了科甘诺维奇。在亚加达准备的草案中，提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一个有权决定流放、驱逐和关押到劳动改造营问题的特别会议。（注：从1924年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委员会就下设有具备类似权力和最大惩罚期限为3年的特别会议。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委员会自己有权作出包括枪决在内的非司法审判决定）”。^[92]

“1934年7月10日，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组建了全苏内务人民委员部，改组后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国家安全管理总局（ГУГБ）的身份进入其组成部分之中”。^{[93]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是：保证革命秩序和国家安全，保卫社会（社会主义）财产，记录公民身份证明文件，边境保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包括劳动改造营和劳动居民管理总局（ГУЛАГ），工农警察管理总局（ГУРКМ），以及许多其他分支机构。在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成立了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设立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职务。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主要业务分支机构都进入国家安全管理总局之中。}

“1934年7月10日，政治局最终通过了关于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特别会议的决定，并在当天获得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批准。根力赫·亚戈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而他的副手分别是：阿格拉诺夫（第一副手）和普罗科菲耶夫”。^[94]

1934年7月，古拉格成为全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快，1934年10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把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关押地管理总局移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定（П15/224）。从此时起一直到斯大林去世，监狱—劳动改造营系统的领导权全部集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这个主管部门的手中。在新人民委员部基层班子和地方建立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取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全权代表处）的重组过程中，劳动改造营的管理机构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直属于古拉格的独立劳动改造营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管理局创建的劳动改造营、劳动教养院和关押地进行了一些合并。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政治犯隔离室”也被改革。“1935年11月，它们被改成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监狱”^{[95]，“在刚好一年之后，即1936年11月，又被转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管理总局管理”。[96]1936年9月，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接替亚戈达的职位；1938年11月，叶若夫被撤职；同年11月25日，贝利亚接任该职务，从此古拉格的经济功能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