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孔子及儒家之初起（第4/8页）

至对于传统的信仰之态度，孔子亦是守旧的。《论语》中言及天者：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论语》卷二页五）

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论语》卷三页十八）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夫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子罕》，《论语》卷五页五）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论语》卷六页三）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论语》卷七页十二）

据上所引，可知孔子之所谓天，乃一有意志之上帝，乃一“主宰之天”也。

《论语》中之言及命者：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为政》，《论语》卷一页十）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论语》卷三页十三至十四）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论语》卷七页十二至十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论语》卷八页十六）

若天为有意志之上帝，则天命亦应即上帝之意志也。孔子自以为所负神圣的使命，即天所命。故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同时之人，亦有以孔子为受有天命者。如仪封人曰：“天下之无道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论语》卷二页九）

【注】或引《论语》“天何言哉”之言，以证孔子所言之天为自然之天。然此但谓天“无为而治”耳，不必即以天为自然之天。且以天不言为一命题，即含有天能言而不言之意。否则此命题为无意义如吾人不说石头不言，棹子不言，因石头棹子，本非能言之物也。

惟孔子对于鬼神，则似有较新的见解，《论语》中言及鬼神者：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论语》卷二页四至五）

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论语》卷三页十六至十七）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论语》卷六页四）

以“敬鬼神而远之”为知，则不远之者为不知矣。既以不远之者为不知，又何必敬之？后来儒家，答此问题，遂成一有系统的“祭祀观”。（详下第十四章中）今所须注意者，则孔子于此提出一知字。则对于当时之迷信，必有许多不信者。故“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论语》卷四页六）

三 【正名主义】

孔子目睹当时各种制度之崩坏，以为“天下无道”，而常怀想“天下有道”之时。故曰：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论语》卷八页十三）

又曰：

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季氏》，《论语》卷八页十四）

孔子以为政治上社会上各种阶级之破坏皆自上始。“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则十世以后，必又降而“自大夫出”。“自大夫出”，则五世以后，必“陪臣执国命”，而“三桓之子孙微矣”。“陪臣执国命”，则三世以后，庶人必有起者。此即孟子所谓“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者也。

处此情形之下，孔子以为苟欲“拨乱世而反之正”，则莫如使天子仍为天子，诸侯仍为诸侯，大夫仍为大夫，陪臣仍为陪臣，庶人仍为庶人。使实皆如其名，此即所谓正名主义也。孔子认此为极重要，故《论语》云：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论语》卷七页一）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颜渊》，《论语》卷六页十七）

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如“君”之名之定义之所指，即君之所以为君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君字乃指事实上之君，下君字乃指君之名，君之定义。臣父子均如此例。若使君臣父子皆如其定义，皆尽其道，则“天下有道”矣。孔子目睹当时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感慨系之，而借题发挥曰：

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论语》卷三页十七至十八）

孔子以为当时因名不正而乱，故欲以正名救时之弊也。

孔子以为当时名之不正皆自上始，故“反正”亦须自上始。《论语》云：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颜渊》，《论语》卷六页十八）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同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论语》卷六页十九）

盖在贵族政治时代，人民毫无知识，“君子”即贵族之行为，对于小人即庶人，固有甚大影响也。

普通以为孔子欲实行其正名主义而作《春秋》。据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之目的及功用在使“乱臣贼子惧”；然《左传·宣公二年》，赵穿弑晋灵公。

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卷十页四）

又《左传·襄公廿五年》，崔杼弑齐庄公。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卷十七页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