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22/25页）

至于老太爷和中央意见不同的例子也不少，譬如说对黄金美钞的政策。战时国民政府币值下跌，物价上涨，中央认为民间有人囤积货物是祸首，但是我老太爷认为是因为国币贬值才造成物价上涨，百姓为求保值，当然要囤积，然后再居奇。因为中央与云南的看法不同，所以当中央禁止黄金美钞的买卖时，云南却准许公开买卖黄金美钞。在云南有黄金美钞的人遂大发国难财，一到夜间，街上贩卖黄金的商店灯光闪烁，成为战时特殊的一景。

中央对地方的情形不一定清楚，米粮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最初，因为政府不准米粮涨价，所以云南米粮不足，军队粮食也受影响，即使派车出省採买，也因交通不便而助益甚少。到后来连美国人也遭到购粮之苦，于是由中央、云南省政府及美国三方面会商，终于准许涨价，一涨价，米粮就够了。其中的哲学，除了和囤积有关外，还有运输的关係，本来价钱高的地方物资就容易较其他地方充足，因为利之所在，商人总会设法运来。

老太爷对蒋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他当了十八年云南省主席，一朝说调就调了，不给老太爷一点交代的时间。这件事令老太爷非常生气。

倒龙政变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间，日本投降。大公报及中共系的新华日报都登载了一封朱德给重庆政府的公开信，代表红军声明：八路军不再受中央指挥。此信一出，国际震动，都认为中国又要爆发内战。英、法等国遂召开会议，试图阻止中国内战。因为美国跟重庆方面接触机会较多，所以由美国负责国共和谈，并派赫尔利（Harley）大使来华。重庆方面也同意不以内战来解决问题。

事情因为朱德公开信而起，赫尔利为证实共军意向，于是先拜访周恩来，但是周恩来说他不能作主，必须回延安报告后，再由毛泽东裁决。赫尔利要求同行，周恩来不便拒绝，于是两人同飞延安。毛泽东对赫尔利的表示：「我举双手赞成不打内战！」并立刻陪赫氏到重庆。这样一来，局势哗然，赫尔利也非常高兴。

国共和谈须有第三方面人士仲裁，因此通知美国，但是白宫方面表示美国不便正式出面。赫尔利遂密飞昆明，夜裏九点钟来见我老太爷。因为省政府夜间不办公，而老太爷所住的又是一栋旧式中国房子不便会客，于是来我家见面。当夜的翻译是缪嘉铭（云台）。

第二天晚上，我到主席公馆同老太爷谈话，他告诉我：「昨夜我同赫尔利见了面，他教我学毛泽东一样，也搭他的飞机到重庆，去当国共和谈的第三方面。」老太爷答应赫尔利第三天启程。他又说：「我对赫尔利有一个要求，因此我向他说：『虽然同样是搭飞机到重庆，我的身份跟毛泽东不同。毛泽东是另外一个政治体系的，我则是国民政府特任的省政府主席，是中央政治体系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党员，所以我要去重庆前，一定要得到重庆方面的同意。希望你先到重庆见蒋委员长，由他发来电报，我再到重庆去。』」这是三十四年八月底的事。到九月初，重庆方面依然没有消息来，我老太爷对这件事的立场是不感兴趣也不拒绝，一切顺其自然。

到九月初时，政变的徵兆就出来了。我个人认为，蒋龙关係无论如何不好，但都不到要引起政变的地步，其中的毛病，一定是出在赫尔利要老太爷当第三方面的这件事上。那时候民主人士差不多都拥护我老太爷。

早在日本宣布投降时，卢汉即被派到越南，负责接收，带走了九十三军及六十军，我的部队并未随行。到九月初，我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的第十九师也加入越南受降的军队中。我认为十分不合理，因为越南已驻有卢汉的两军，既非作战，接收足足有余。我告诉老太爷说：「我不去，恐怕事情不简单。」老太爷认为我住了昆明八年，太舒服了，所以捨不得离开昆明。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舒服不舒服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需要我去。结果，老太爷还是要我前去越南。我的部队先走，四天后，部队抵达越南，我才準备动身。

在我的部队将出发那天，士兵在营房中，四点钟时，一颗砲弹从天而降，打死了七、八个士兵，这是一种徵兆。卢汉当时人在昆明，他前往巡视，判断是我的士兵不慎引爆。其实我的士兵根本没配到这种砲弹，如何引爆呢？他是鬼扯的。我猜测这是杜聿明的第五军在挑衅。老太爷也怕我和他起冲突。临走之前，我建议老太爷毁掉战时工事，他同意了。

我到越南前，预先订了十月三日的机票。是日凌晨三点钟枪声响起，第五军要进城，警察抵抗。我起床打电话给机场空军司令晏玉琮（贵州人）谈机票问题，他告诉我当日飞越南的飞机停飞了。

在抗战胜利后，云南省议会曾通电重庆，要求将第五军调离云南，因为杜军驻滇太久，既已胜利，当可返回重庆。而卢汉和周锺岳到重庆开会时，老太爷也曾希望他能要求中央儘早将驻滇中央部队调走，卢汉说：「我也是军人，我怎么敢这样讲？」

神秘出走

老太爷到南京当军事参议院院长后，身边都是特务，等于被软禁。老太爷听说中央将迁台湾，他着急了，因此才下定决心自南京出走。

陈纳

老太爷要缪嘉铭去见陈纳德，表示将搭陈的飞机离开南京。陈纳德先问：「蒋有没有命令不准龙主席离开南京？」缪答没有，因此陈纳德答应送我老太爷到中国境内任何一个地方。当然，陈纳德必定调查过缪嘉铭的话是否实在。

之后我老太爷命令秘书刘宗岳去见陈纳德，联络好上飞机的方式。陈纳德拿了一张机场通行证给我老太爷。

出走当日，我老太爷换穿西装（平时係着中装），由公馆乘坐吉普车出发。因为他平常都是下午出门，那天早上七点出走时，特务并没有注意到。他由南京上飞机，到上海再换机直飞广州，最后转到香港。

南京方面发现老太爷出走后，认为他至多只到上海。当时老五（龙绳勛）在上海，特务跟他的梢。老五知道有人跟蹤，于是东跑西跑，那群特务差不多跟了四、五天。直到宋子文到香港后，与我老太爷见了面，南京方面在上海的搜索才停止。

假如蒋龙合作，对蒋有利的地方会很大。当年蒋在南京改组政府，我老太爷帮他；抗战期间，我老太爷也配合抗日的政策。不过，抗战以后，云南的声望上昇，那时候如果问百姓：「是委员长大？还是龙主席大？」百姓会回答：「当然是龙主席大。」因为主席是正统的地方官吏，而委员长却是非常时期的职位，百姓会这么回答是因为知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