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第13/20页）

一九四八年五月，白崇禧接获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密电--命令将图谋叛变的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张轸及其同谋将领押解广州审讯。白氏故意放纵张轸乘隙逃离武昌，让他拉走三个师两万余人投共。此举打乱了华中剿总保卫武汉的部署。同年十一月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时，中枢急调宋希濂部两个军从鄂西北开往武汉待船东下支援，白崇禧则下令运输司令部不准运兵，结果黄维部十多万人与杜明所率两个兵团全部被歼。设若张淦、宋希濂两个兵团东下解围夹击共军，徐蚌会战将是另一种结局。

一九四九年九月，参谋总长顾祝同拟定一项计划：乘共军兵力分散之机，让汤恩伯部反攻福州，胡宗南部反攻陇海路西段，宋希濂部反攻宜昌。然而宋希濂怯战，于十月杪率部西撤，一路损兵折将，十一月十八日到白马山时只剩一万人马。十二月十九日率千多人在川康边境兵败被俘。设若宋遵令反攻，绝不至于遭此惨痛下场。

九、军阀政客引狼入室与吃裏扒外

一九二七年刘伯承组织泸州暴动失败后逃到西安，时任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的邓宝珊立即资助刘一千六百大洋，把他窝藏在秦中旅馆。养虎遗患的恶果是：刘伯承日后成为中共一员骁将，仅一九四五九月上党战役至一九五0年四月西昌战役，就歼灭国军一百六十八个师一百四十五万官兵。

一九三一年六月廿八日，桂系军阀李白与粤系军阀陈济棠张发奎背叛中央，另组广州国民政府。李白等派遣刘纪文、陈友仁赴日本见首相犬养毅，要求其出兵东北，以便逼迫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回师东北，使冯阎二、三集团军直捣南京，同时两广一、四集团军由衡阳进攻武汉，一举推翻国民政府。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的起因，动摇国本的十四年抗日战争由此揭幕。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西窜，身为南路剿匪总司令的陈济棠，表面电令缉拿朱德，暗中却派人与共军和谈，协议互不侵犯。共军保证不入粤境，陈济棠则保证不截击，在湘粤间划定通道让红军通过，且赠以步枪子弹一千二百箱。陈济棠为保存实力稳踞南天王宝座而促使祸水尽快西流。

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灌阳、三江等七县边界进入贵州，只用了十天时间。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命令廖磊率第七军紧跟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白崇禧对部将说：「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他令桂军开放桂东通道，让红军尽快过境，还将入桂剿共的中央军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包围缴械。以上两广军阀之行逕，无异纵虎归山，酿成日后燎原烈火。

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李陈同意两广出兵倒蒋，日方则出兵华北以牵制国府兵力，使蒋介石无力南顾两广兵事，从而使陈、李兵力能顺利由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日本欲乘南京中央政府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军阀之时，轻易佔据黄河以北。李宗仁默许了日寇此一阴谋，不啻引狼入室，于是便有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爆发。

十、军阀作乱的后遗症

一九三0年北方军阀锡山冯玉祥与中央开战，双方投入兵力一百五十万人，前后历时八个月，连续决斗，寸土必争，从无间歇，战区自平汉铁路沿津浦、陇海二路直达鲁西，战线长达九千余里，中央军死伤九万五千，阎冯军死伤十五万。仅河南一省因战争死亡人口即达十二万，受伤近两万，逃亡在外一百一十八万余，被军队拉伕一百三十万人，其中因以致死者三万余。财产损失六亿五千万，间接损失不计其数，十年才能恢复。双方军费损耗逾两亿银元，各地民间损失当数十倍于此，光是铁路车辆车轨之破坏与营业损失在六、七千万元之谱，农产品仅烟叶一项，豫鲁皖三省已失收二、三千万元。国军全力北调，在南昌、广州两役惨败之共军乃死灰复燃乘机大肆扩张，滋扰赣湘鄂皖闽豫浙桂等省，长沙南昌均曾一度失陷，共军人数突然扩充至六万余人，其中央、湘鄂赣、鄂豫皖、洪湖鄂西、闽浙赣、广西左右江等六个主要根据地皆于一九三0年中原大战期间陆续建立，作为扩大叛乱的基础。之后政府动员全国之兵力从事围剿，历五年，始终未根除，乃成大陆沉沦之祸因。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动机只是为了维护军阀割据、阻止中国统一。然事变将整个抗日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而延缓或停顿。原拟由德国顾问协助训练卅六个师充当抗日基本力量的计划，只完成三份之一弱，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预备囤积起来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西安事变使抗战提前爆发，在準备不足时仓猝应战，结果是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一九三七年币值）、十亿土地破坏了六亿亩，沿海地区工业全部毁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领袖佐佐木更三、黑四寿男等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两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日本皇军呀！」

十一、军阀余孽叛变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冯玉祥西北军旧部高树勛在平汉线邯郸战役中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率国军一个军与一个纵队共一万三千余人投共，导致四十军与三十军两万六千余官兵被围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刘世英等被俘。高树勛是戡乱战争中第一个投共的高级将领，他又写信策动国军将领庞炳勛、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黄樵松等投共，对国军士气打击极大。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西安事变中欠下二百多条血债的杨虎城爱将、国军第卅八军中将军长孔从周在河南巩县率第五十五师投共，此举使共军炮兵改弦更张、精实壮大。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云南军阀龙云被解除兵权后，念念不忘失权之痛，遂煽动旧部为他复仇。翌年五月卅日，滇军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辽宁海城率部投共，导致滇军一八二师团长张秉昌兵败被俘、暂廿一师团长徐济民阵亡。此后产生骨牌效应，滇军高级军官相继投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