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第19/20页）

一九四八年六月，杜鲁门在国会压力下解冻对华援助，指定四亿美元中一亿两千五百万元係军援专款。然而经手拨款、购买、输运军火的若干美国人从中竭尽刁难之能事，迟至十一月卅日才有一批价值一千六百万美元、并指定直接运送给傅作义华北剿总的军火到达天津。经后勤部门拆开一看，箱子裏的枪械等等都缺乏零件，不堪使用。此事使傅作义灰心丧气，遂决心投共。从傅作义之例，足证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所曰「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主要应该归咎于美国本身！

白皮书题为〈美国与中国之关係〉是八月五日发表的，共有一千零五十四页，分为八章，收录文件一百八十六份。它公然为美国政府已往的对华政策辩解，对蒋公的抨击相当露骨，附件中有李宗仁致杜鲁门函件的三段话，他竟然在洋人面前诋毁自己的领袖。时值共军大举进犯华南、国府正酝酿在西北、华南与共军展开决战之际，诚为危急存亡之关头，这份重点诽谤国民政府、多方偏袒中共的文件无异落井下石，予国府以致命之打击。其所产生之恶果，使面临生死存亡的中国，民心士气颓丧，更加速了大陆之沦陷，连美国外交家蓝钦大使也坦承：「白皮书在中华民国最危急的时候发表，是对国府致命的一击！」具体例证是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厦门之战：近十六万国军坐在四平方里的沙滩上，眼巴巴地等待共军接收，十多架战斗机安静地停在机场枯候共军光临。结果，两个营千多名共军大模大样由公路上长驱直入，对公路两旁睡在田间与沙滩上的十六万国军视若无睹。厦门就是这般失守的！整个过程未见任何一个将官或校官组织抵抗，正合了后蜀主孟昶宠妃花蕊夫人的诗句：「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箇是男儿」，连人数都差不多！

白皮书说：「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这段话表明美国不愿捲入中国政府抵抗共产国际侵略的战事，但它不能否认它确实帮助共军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把几个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空运到了叛乱的前线。与此同时，苏军、东欧共军、北韩共军都倾其全力参加了这场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战争：在锦瀋、平津、徐蚌三大战役中都有苏联、东欧、北韩官兵，尤其是技术兵种--炮兵、工兵、通讯兵。在天津陷落时，城墙下的苏联、东欧士兵尸体堆积如山，国军战俘是踩着那些尸体被押上城墙顶的。根据雅尔达协定，苏俄出卅三个方面军一百五十八万官兵，循外蒙、黑龙江、乌苏里江涌入东北，驻守旅顺、大连二港，阻止国军循水路赶往东北受降，国军不得已将所有的卅个精锐美械师由陆路推进到东北，一九四六年八月起美国宣布对华军火禁运，这三十师国军凭藉抗日剩余的陈旧武器同美械（麦克阿瑟承认：苏俄把美国运抵海参崴的耐寒武器装备全部交给了中共）、俄械、日械（据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七日日本政府外务省报告〈流落东北日军近况〉称：在东北共军中的原日本官兵总数约六万人。翌年共军徐向前部攻打太原时，动用了日俘炮兵六千余人）武装的林彪部共军拼博，两年后弹械消耗殆尽，难免全军覆没噩运。

一九五八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台时发表联合公报称：「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而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藉武力」，即逼蒋公开宣布放弃反攻大陆。此后，一九六二年大陆饥荒蔓延，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一九六八年文革浩劫使共军沦为「语录兵」毫无战力；一九八九年大陆暴发民主运动，北京二百万民众上街示威，中共动用正规军屠杀民众，亿万民众切盼变天，但因美方约束，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三次最佳的反攻机会，这便是武器装备燃油全部仰仗美国所结出的苦果。

以上十八种类型的偶发事件，前十四种属于主观因素，须归咎于国府人谋不臧、疏于防谍等失误，否则每一宗事件都是可以预先防堵的；次三类是客观因素--敌人的残忍、奸诈、狠恶以及幸运（包括天时、地利）；最后一类是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共产国际武装入侵中国以及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对中国民心士气的致命打击，倘若我们制度健全、应对得体，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那么多偶然事件的积累，量变导致质变，才颠覆了亚洲第一个民主政体。结论是：历史的偶然性导致了世界的改变。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无不梦想传承千秋万代，但焚书坑儒的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暴戾恣睢的蒙元只持续了九十年；然而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中共为何能维持其暴政半个多世纪呢？

一则由于中共对反抗势力赶尽杀绝，其严密的社会组织与草菅人命的司法制度能把任何星星之火扼杀在摇篮之中；二则是中国大陆的广袤市场吸引了全球唯利是图的商贾，如今跨国公司、国际财团、港商、台商已同中共特权阶层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压榨、欺凌苦难的中国人民。在此情状下，中国人民的反共抗暴斗争不可能得到任何国家的实质援助；三则中国大陆民间维权斗争与民主运动，每年都数以万计，但都缺乏横向的串连，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四则当代中国的知识份是垮掉的一代，在他们身上见不到祖辈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与父辈邱清泉「常挥涕泪泣孤臣」的英雄气概，他们汲汲于谋求当官，统治者丢下一根肉骨头就俯首帖耳。士大夫的厚颜无耻与助纣为虐，无异延长了暴政的寿命，所以偶发事件只能是昙花一现，不能积累成整个中国的变天。

一味渲染共产党得天下是历史的必然者，故意隐瞒下述事实：在戡乱战场上关键时刻拉队伍投共的高级将领中，有许多人本是中共派遣打入国军从事兵运的卧底或曰鼹鼠，例如张克侠譁变时已有十九年中共党龄，郭汝瑰二十年，廖运周廿一年，刘斐廿五年，何基沣十年。所以中共建政后周恩来对何基沣说过一句话：「基沣同志，过去的事，就让它作为党的一个秘密吧！」何基沣直至去世也不敢暴露身份，张克侠在文革中被打成瘫痪，直到临死才打破禁令，表明他本是一九二九年入党的老党员，是奉命打入国军伺机拉队伍譁变的，绝非什么「起义」。至于程潜、董其武、陶峙岳、邓宝珊、裴昌会、张轸等人，根本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都是典型的投机份子，脚踏两条船，见风使舵，谁势力大就投靠谁，祗求个人升官发财。戡乱初期国军捷报频传、势如破竹时，中共南方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曾一度想向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投诚；然而戡乱后期国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时，贪生怕死、眷恋官位的文武百官便纷纷寻找门路意图攀附，张轸、程潜、董其武、陶峙岳、邓宝珊、裴昌会就是典型。促使他们变节投共的转折点是卫立煌在东北葬送国军精锐三十万人，这是民心士气瓦解的开始，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倒戈成了骨牌效应。到卢汉发动昆明事变，将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而且失去大陆上最后一块反攻基地，偶然便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