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第19/19页)
在以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那个世纪,军事理论和文化道德分道扬镳,彼此矛盾。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工业化国家中,财富的增多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使人们乐观地期望,自古以来人类生存面临的各种艰难将逐渐减退。然而,这种乐观情绪没能改变国家间解决争端所使用的手段。事实上,工业化创造的很多财富都用到了国家的军备上,于是,到20世纪战争爆发时,如韦格里指出的,它“难以破解的无果”更是变本加厉;富国的反应是加大自上而下的军事化,以冀打破僵局。随着战争的大潮波及世界的贫穷地区,那些地区兴起了致力于推翻欧洲殖民帝国,争取自由和西方式富裕的独立运动;运动的领导人迫使农民成为战士,因此开始了自下而上的军事化。两者都注定要受挫失望。工业化国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大规模军事化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这导致了核武器的发明;本来是为了不必对战场投入人力即可赢得战争,但一旦部署了核武器后,却发现它会毁灭一切。贫穷世界中的大众军事化没有带来解放,经过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后,结果只是使压迫性政权的地位更加稳固。
这就是目前我们世界的情形。不过,在种种的混乱和不确定当中,仍可依稀辨出将来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的轮廓。要说战争不会再次发生,不免太过自信自大。在巴尔干地区和苏联外高加索地区,当地人民在高涨的民族主义煽动下打作一团,犯下的暴行特别令人发指,这使上述说法不攻自破。然而,这样的战争不像核武器发明之前世界上发生的类似冲突那样凶险,因为没有敌对的大国为交战的双方撑腰,也就避免了这种大国支持所意味的一系列危险的连带影响。这样的战争促使各国出于人道考虑进行干预,希望缔造和平。缔造和平的前景也许渺不可及。巴尔干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冲突根源久远,其目的似乎是研究“原始”战争的人类学家所熟悉的“领土争夺”。这种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外部调解不会起作用,因为促成助长它们的是激情和仇恨;对这种感情,理性的劝说和抑制无能为力;它们是非政治的,是克劳塞维茨完全没有考虑在内的。
然而,做出努力企图缔造和平,这一事实本身就标志着文明对战争态度的深刻变化。努力媾和的动机不是出于政治利益的算计,而是出于对战争造成的结果的深恶痛绝。媾和的驱动力是人道主义的感情。虽然人道主义者一贯反对战争,但是人道主义过去从未被一个大国宣布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可今天美国这样做了;人道主义过去从未得到过有效的超国家组织的推动,但近来联合国正是这样做的;人道主义过去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获得众多并无相关利益的国家的实际支持,这些国家如今通过向冲突地区派遣部队去维持和平或缔造和平来表现它们对人道主义原则的支持。布什总统宣布新的世界秩序已经来临,也许有些操之过急。然而,全世界打击残酷战乱的决心已经清晰可见。这样的决心如果能维持下去,就是20世纪发生的各种可怕事件产生的最能给人带来希望的结果。
若是不小心,文化转变的概念很容易让人产生误判。社会发生了一系列良性变化,如生活水平的改善、识字率的提高、医疗科学的进步、社会福利的扩大等等,但期冀人的行为因此改善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使人觉得也许世界上不可能出现真正有效的反战运动。然而,深远的文化变革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有案可稽。如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指出的:
奴隶制是人类历史初期的产物,许多人一度以为它是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在1788—1888年间,奴隶制基本上被废除了……它的消亡迄今为止看起来是永久性的。同样,其他古老的传统,如用人做祭品、杀婴和决斗,似乎也都自行消亡或被废除了。可以说,战争,至少发达世界中的战争,正沿着同样的轨迹发展。
必须指出,米勒不相信人天生有暴力倾向;这是行为科学中争议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大多数军事历史学家都谨慎地不去碰它。然而,首先要同意米勒的这个观点,才能注意到有证据说明人类如有别的选择会避免战争,并且相信此类证据。
我是相信这样的证据的。我这一生读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材料,和军人相处交谈过,访问过战争发生的地方,观察过战争产生的结果。在我看来,战争在人类的眼中已不再是解决争端和问题的可取的或有效的手段,更不是理性的手段。这不只是单纯的理想主义。人类有能力逐渐把大规模普遍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联系起来。自从有了关于人类行为的记录以来,大部分时间内,人们或者是通过亲身经历,或者是经由推断,都明显认为战争的收益大于成本。现在计算的结果反了过来,成本明显超过了收益。有些成本是物质的。军费的猛增就连富国的预算也经受不起,穷国则为了强军而牺牲了经济发展的机会。真正打起仗来,人的生命的成本就更高。富国知道这个代价太高,所以彼此不会打仗。和富国打仗的穷国则无异以卵击石,必然战败受辱。穷国彼此作战,或发生内战,其结果是毁了自己,甚至毁掉使它们战后赖以复原的社会结构。战争真正成了灾祸,正如疾病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是灾祸一样。疾病的灾祸几乎仅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基本上被扫除了,当然,疾病没人喜欢,战争却有人支持,但现在对战争的支持也只是口头上的。必须认识到,要建立不给战争立足之地的世界政治经济,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来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然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文化都浸淫着武士的精神,所以文化上的改变需要与过去决裂,完全没有先例可循。然而,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给世界带来的威胁也是没有先例的。循着人类文化过去好勇斗狠的轨迹找出未来可能通往和平安宁的道路,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1]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是“战争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译者注
[2]公元前480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指挥希腊联军在温泉关抵抗波斯侵略军,以300人全部牺牲的代价掩护了联军主力的撤退。——译者注
[3]指不容别人染指。———译者注
[4]旧制度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制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