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石（第8/19页）

“真的”战斗在战术和使用的武器上都与“小事”战斗不同。战场上用的是斧头和投枪，两军接近到武器可以够得着的距离。后方的弓箭手不断放箭，前线的战士手持盾牌互相格斗，偶尔会和弓箭手换位休息一下；如果有哪个战士没有力气了，也可以到一边去歇一会儿。有时，前线作战的某人可能会被射出的箭或投掷的投枪打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人及时发起冲锋，这个人就可能死于敌人的斧头或投枪之下。然而，伤亡仍然较为罕见，战斗会拖好几天。

每天早上，如果需要打仗，强壮的男人……在村子附近集合，然后一起前往战场去打仗，女人则留在家里做日常的园地劳动和家务事。在战争期间，男人并不每天都作战。下雨的时候，双方都待在家里；有时双方同意停战一天，好重新给盾牌涂颜料，举行伤亡人员需要的仪式，或干脆在家休息。有时停战期可长达三个星期，其间双方暂停作战，男人好腾出空来开垦新园地。

这些对现代人来说难以理解的程式其实与特洛伊城墙下的战斗大同小异。但有时作战双方互相射过最后一轮箭后，战争就虎头蛇尾地结束了。然而，如果来自一个家族族的作战方一心要杀死另一个家族族的人或毁坏他们的居住区，那么战争就可能进入更血腥的“群战”阶段。在战争升级的层次上，“突袭”虽然意在杀人，但范围有限，所以似乎应与“真的”战斗同级。群战则是由“真的”战斗引发，会造成大批人员死亡，不只是男人，也包括女人和孩子，失败者只能仓皇逃离家园。

瓦伊达尽力对马陵人的战争做了必要的详细解释。他说，在一段和平时期内，一些恶行和劣迹积累到一定程度，需要算账的时候，就会爆发“小事”战。要报复的行为可能只是出言不逊，也可能是谋杀这样的严重罪行，还包括这两极之间的强奸、劫持，或怀疑施用魔法等一系列行为。“小事”战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试探对方的军事力量，二是为了谈判。战斗中，调解人在一旁大声呼喊，要求双方握手言和。调解人常常是交战一方的盟友，每当要打仗时，都要寻求这样的盟友。调解人提供中立的意见，但也证明一方有额外的力量，特别是当对方坚持进行“真的”战斗的时候。

打过“真的”战斗后，双方通常维持各不相让的僵持局面；“突袭”也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然而，“群战”却一般会造成战败方逃离家园，他们的房屋和园地被毁。因此，它是关于谁更强大、谁能侵占邻居土地的终极考验，这在一个缺少土地的社会中是十分重要的标准。这么看来，马陵人的作战动机是“生态性”的——战斗的结果是土地从弱者向强者手中的再分配。但瓦伊达指出，马陵人的战争也具有与此相矛盾的重要特点。一个是胜利的一方很少占领失败方的全部，甚至是部分的土地，因为害怕遗留在那里的邪恶魔法会带来危险。另一个是作战的时机总是和一个家族群准备祭祀祖先，请求祖先保佑他们作战胜利的时间相吻合。

在这样的祭祀中，要杀死并吃掉与家族群人员的数目同样多的成年猪。既然养大这么多猪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所以战斗也只是大约每10年才爆发一次；奇怪的是，只有到10年期快结束的时候，邻近的家族群才开始做出会引发战争的彼此冒犯和彼此伤害的行为。如果没有用祭品来祭祀祖先的魂灵就贸然打仗，一定必败无疑；另一方面，养很多猪却没有借口吃掉它们，那养猪就失去了意义。瓦伊达注意到，在马陵人上次长期作战期间，他们的人口密度其实正在下降，这就对他自己提出的马陵人打仗是因为缺少土地的解释提出了质疑。也许他们打仗仅仅是出于习惯，甚至只是为了好玩，而不是为了人类学理论能够提出的任何原因。

当然，说战争是好玩儿很容易流于浅薄。然而，研究骑兵的历史学家就非常重视作战中的“玩耍”因素，因为回顾历史，任何对于战斗“起源”的寻求都不可避免地带我们回到人作为狩猎者的早期生活中去。作为运动的狩猎所使用的武器，以及游戏玩耍用的玩具都来源于靠打猎维生所用的工具。人开始从事农业活动以后，哪怕是最粗放的农业，都可以不必再每天为糊口而追踪和杀死动物。在此情况下，早期文化中的狩猎、运动、游戏，甚至战争就必定在心理上取得了同等的意义；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前三项仍然有着同等的心理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再考虑到他们所掌握的武器，马陵人的战争具有强烈的游戏或玩乐的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一群人挥舞着木头投枪和石斧与另一群人对打，至于他们的武器仅仅是使别人受伤还是真的能置人于死地，关键不在于那些武器固有的致命性，而在于作战者的意图。马陵人的战争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它的“原始”，而是它的先进。在一个没有审美方面成就的社会中，战争在个人层面上一定大大满足了个人对自我表现、自我展示和竞争的需求，甚至可以说它使人的侵略性得以“发泄”——如果我们接受那种理论的话。在群体层面上，战争是一个媒介，可借以向敌方表示己方对违背睦邻关系行为的严重不满，并警告敌方，如果认识不到己方在力量上的优势将会给他们带来何等不利的后果；这种力量的优势一开始就象征性地展示出来，意图不在升级冲突，而在外交谈判。

军事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一定是马陵人的武器的特点。用特尼－海伊一针见血的话说，被人“分了类，（但）不理解”的石斧和骨制的箭头显示了人类残忍血腥的过去。现代人看到一块块经过巧妙凿削的燧石，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破裂的颅骨和砸碎的脊椎的画面。很可能我们的史前祖先确实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给敌人造成了这样的伤害。然而，我们对马陵人的了解显示，使用石器时代武器的人不一定对自己的生存毫不关心。只有近距离使用才能致命的武器并不因此迫使使用它们的人一定要近距离作战，就此妄下结论等于对人的行为采取“技术决定论”的看法，而马陵人采用的谨慎、小心、拖延的战术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如果马陵人表现出不愿意进行决战，如果他们表现出他们不认为打仗的目的一定是要在战场上取得明确的胜利，那么就可以设想，处于类似物质文化水平的其他民族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在继续思考史前时期的人如何使用木制、石制和骨制的武器时，应当铭记这一点。毛利人把研究战争的目光从居于新几内亚山地、社会组织十分简单的人群转向波利尼西亚人在南太平洋星罗棋布的岛屿中最大聚居地的中心——新西兰岛上等级分明、由神权统治的酋长国，这是迈出的一大步，不仅跨越了时间和文化，而且跨越了人类学家之间意见的鸿沟。他们存在深刻分歧的问题是：从原始向现代演进应经过哪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