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第3/5页）
汉世土地，在官者尚颇多，观其赏赐可知。如苏武赐公田二顷；卜式赐十顷者再，武帝赐异父姊脩成君公田百顷；见《汉书·外戚传》。哀帝时，董贤赐田至千余顷见《师丹传》。是也。(12)三国时，魏赐满宠仅十顷，盖由其时垦田尚少之故。吕蒙卒后，吴复其田五十顷；蒋钦卒，赐其妻子芜湖田二百顷；则其数不可云菲。诸葛亮自表成都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顷，盖云俭矣。(13)时亦有以公田赋与贫民者宣帝地节元年、三年，元帝初元元年、永光元年，后汉明帝永平九年，安帝永初元年，皆有是诏。章帝元和元年，诏令郡国募民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 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顾耕佣，赁种，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三年，北巡狩，告常山、魏郡、清河、巨鹿、平原、东平郡大守、相曰：“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其所以招徕之者颇殷。至以苑囿假贫民，则元帝初元元年、二年，章帝建初元年，咸有是诏。《后汉书·文苑·黄香传》：迁魏郡大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农。案武帝时，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亦日：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者没入田货。哀帝时制，贾人亦不得名田。此所云《田令》，未知为何时令，然汉世商贾名田，法令常加禁止，则较然矣。《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乃悉以赋民，亦其事也。其规模最弘远者，当推平帝时罢呼池苑为安民县一事，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汉高帝五年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又曰：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九年，徙齐、楚大族关中，亦与利田宅。《后汉书·张纲传》：降广陵贼，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可见汉世田宅，尚多在官。俞正燮《癸巳类稿》云：“《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东田之名，郑、王、熊、皇、刘、孔皆不悉，至以为南东其亩之东。案谓之今东田者，汉文帝时洛滨以东，河北燕、赵，及南方旧井地，武帝以后即无之。《史记·秦本纪》云：商鞅开阡陌，东地渡洛，则尽秦地井田皆改，而六国仍以步百为亩，故谓之东田，对秦田言之也。东田之改，在汉武帝时。《汉书·食货志》云：武帝末年诏曰：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案井九百亩，屋三百亩，以千二百亩改五顷，是亩二百四十步也。桓宽《盐铁论》云：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论》作于昭帝时，知制田指武帝也。所以知武帝改是东田者，西田是秦成制，则汉制是改东田。又商鞅言开阡陌，而武帝诏不言十二顷为五顷，而云一井一屋为五顷，明是续开商鞅未开之阡陌，井田至是始尽。合《王制》与《秦本纪》、《食货志》、《盐铁论》读之，东田之义始见，一井一屋之文亦见。而文散义隐，故解者不知也。”读此，知古代遗制，多有存于秦、汉时者。凡物成败，皆非一朝一夕之故，理固宜然。然其事之能行与不能行，则固不以其遗制之有无也。《三国·魏志·仓慈传》：迁敦煌大守。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值。(14)敦煌为新辟之土，而其并兼之烈如此，而况于内郡乎？
第四节 汉世禁奢之政
汉人议论，无不以风俗之恶，归咎于物力之屈；物力之屈，归咎于用度之奢；用度之奢，归咎于制度之不立者。(15)贾生曰：“淫侈之俗，日日以长。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书·食货志》。严安日：“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澹。民离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缙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而世不知愧，故奸轨浸长。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燿，以和其心。”王吉曰：“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绳恶于未萌也。”贡禹曰：“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狗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大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汉人议论，如此者甚多。故改正制度之事，犹时有之。其大者，欲行井田之政，轻重敛散之法，说已略见于前矣。其于用度，亦欲为之节制。今其可考最早者，为成帝永始四年之诏，已见第六章第二节。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诏曰：“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淫。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章帝建初二年诏曰：“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取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自三公，并宜明究非法，宣振威风。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后诸夏。”和帝永元十一年，诏曰：“吏民逾僭，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又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安帝永初元年，诏“三公明申旧令，禁奢侈，无作浮巧之物，殚财厚葬”。元初五年，诏“旧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务崇节约。遭永初之际，人离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绝奢饰。食不兼味，衣无二采。比年虽获丰穰，尚乏储积。而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娶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设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迄不奉行。秋节既立，鸷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桓帝永兴二年，诏“舆服制度，有逾侈长饰者，皆宜损省。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观此诸诏，知汉世用度，本有程品，特莫之能行耳。《续汉书·舆服志注》载蔡邕表曰：“永平初，诏书下车服制度。诸侯王以下，至一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秩品。当传万世。臣以为宜集旧事、仪注、本奏以成志也。”《后汉书·荀爽传》：爽对策陈便宜，欲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严督有司，必行其命。皆汉世本有制度之证。《张酺传》：病临死，敕其子曰：“显节陵扫地墓祭，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其无起祠堂。可作藁盖庑，施祭其下而已。”此法令不能行之证也。夏侯玄言：“汉文虽身衣弋绨，而不革正法度，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笃齐治制之意。”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王昶陈治略五事，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治，上下有叙。其论犹与汉人同。《三国·魏志·崔琰传注》引《世语》，言陈思王妻衣绣，大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则其行之颇严。然终成具文者？有司行法，孰肯得罪于巨室？虽有严明之主若魏武，安得事事躬察之乎？《蜀志·董和传》言：和为成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侈，和躬率以俭。防遏逾僭，为之轨制。县界豪强，惮和严法，遂说刘璋，转和为巴东属国都尉。此等事盖不少矣。江充为绣衣使者，禁察逾侈。贵戚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奏请没入车马，令身待北军击匈奴。贵戚子弟皇恐，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阳球为司隶校尉，权门屏气。诸奢饰之物，皆各缄縢，不敢陈设。韩延寿治颍川，与长老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召信臣治南阳，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张鲁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其地者，不敢不奉。此等皆偶得其人，行诸一时一地，其为效无几。而行之不善，转有徇虚名而受实祸者。汉宣帝五凤二年诏，谓“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此等禁令，必仅施诸小民，故和帝有勿因科令，加虐羸弱之戒也。当时贤者，亦有自能守法者。《汉书·王吉传》，言自吉至崇，吉子骏，骏子崇。世名清廉。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蓄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此乃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汉世高官，禄赐颇厚。苟不为后日计，居官奉养，自可鲜明。去位即布衣疏食，彼盖以为法度当然。杨震子孙常蔬食步行；费祎雅性俭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本传《注》引《祎别传》。亦王阳之志也。古人盖以为居官用度，当由官给，至家计则当自谋，不当仰给于官。故诸葛亮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子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