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秦汉学术（第17/24页）
汉人颇多留意古史者。班彪讥司马迁采摭经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张衡条上迁、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有曰：“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又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昊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韦曜因狱吏上辞曰：“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诬，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自庖牺，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此书与刘歆之《世经》，可并称为年代学之嚆矢也。谯周作《古史考》：《晋书·司马彪传》曰：“周以《史记》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案自西京末叶，考证之学渐兴，故多不满前人所为者。然意存考证而其术未精，则其所去取，不免失当，转不如博采或直录者，多存古史之真，此后世之言古史者，所以仍必以《大史公书》为据也。然此特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在当时，则如谯周等，皆可谓能用心于古史者矣。汉人所作古史，存于今者，又有赵晔之《吴越春秋》，袁康之《越绝书》，皆以传述之辞为本，看似荒唐，然其可宝，转在徒摭拾书传者之上也。
述当代史实者：《汉志》所载：有《奏事》十二篇。《注》曰：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楚汉春秋》九篇。《注》云：陆贾所记。《大古以来年纪》二篇，盖自大古至当代，故著之《大史公书》后。《汉著记》百九十卷。师古曰：若今之起居注。《汉大年纪》五篇，盖专记汉世年代者也。《汉书·高帝纪》云：“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陆贾造《新语》。”《史记·陆贾传》曰：“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知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夫既不知文学，安能远鉴古初？陆生所述，虽或远及古国，必以当世行事为多也。《后汉书·应奉传》云：“著《汉书后序》，多所述载。”《注》引袁山崧书曰：“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子劭，又集解《汉书》。《荀悦传》：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此并因前贤以成书，要亦当世得失之林也。其志存当代掌故者，当以蔡邕为最。邕所奏十意，曰《律历》第一，《礼》第二，《乐》第三，《郊祀》第四，《天文》第五，《车服》第六，见《后书》本传《注》引《邕别传》。又《续书·律历志注》载邕戍边上章曰：“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世祖以来，惟有纪、传，无续志者。臣所师事故大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又言：“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三。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其志亦可谓勤矣。今所传司马彪之《律历志》，仍本于邕。《礼仪》、《天文》二志，原出于邕，《礼仪志》谯周改定，《天文志》则周所续成，见《注》引谢沈书。《应奉传》又云：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象赞，子劭乃连缀其名录，为《状人纪》。孔休有《季汉辅臣赞》，陈术著《益部耆旧传》，《三国·蜀志·李撰传》。皆网罗当世名人行事。李固之死，弟子赵承等共论固行迹，以为《德行篇》。郭泰之卒，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为文。既而谓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惟郭有道无愧色耳。”此则专为一人表章者也。然观邕之言，则知阿私所好之弊，由来已久矣。
《汉志》史籍，附著《春秋》之末，后人因谓汉人尚不知重视史籍，非也。《汉书·杨恽传》：戴长乐告恽，谓恽语长乐曰：“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也。”(38)张晏曰：“夏侯胜谏昌邑王曰：天久阴不雨，臣下必有谋上者，《春秋》无久阴不雨之异也。汉史记胜所言，故曰春秋所记，谓说春秋灾异者耳。”师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说者因论久阴附着之也。张谓汉史为春秋，失之矣。”案上文又云“恽始读外祖《大史公记》，颇为春秋”，此两春秋字，盖皆泛指史籍言之，则张说实是。观陆贾著书称《楚汉春秋》可证。时人言史，盖分《书》与《春秋》为二科。(39)司马迁言《书》长于政，《春秋》长于治人。述其父谈之言曰“今汉兴，海内壹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大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予甚惧焉”，其自述其志，亦曰“予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士大夫之业，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乃述当世之事之逊辞，其意则亦欲“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为“天下仪表”耳。此《春秋》之科也。魏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此则《尚书》之科也。又有临事求索者：如成帝欲治王氏，诏尚书奏文帝时薄昭故事，和帝将诛窦氏，欲得《外戚传》，惧左右不敢使，乃令清河孝王庆私从千乘王求，夜独内之。又令庆传语中常侍郑众，求索故事。事见《汉书·元后传》、《后汉书·章帝八王传》。《三固·吴志·孙权传》：嘉禾元年《注》引《江表传》曰：是冬，群臣奏宜修郊祀。权曰：“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重奏曰：“昔周文、武郊于鄷、镐，非必土中。”权曰：“武王伐纣，即阼于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鄷，见何经典？”复书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从甘泉河东郊于鄷”，此等，其视史籍，皆如后人之视成案也。然则《汉志》著《大史公书》于春秋家，乃当时之人视史籍流别如此，安有重经轻史之意乎？然此特学者之见，至流俗，则于记行事之书，通称为史记。《汉书·五行志》引史记成公十六年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云云。颜师古曰：“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也。”齐召南曰：“单襄公见晋厉公，《晋世家》不载，此《国语》文也。下文尚有数处称史记，皆《国语》文。”案颜说固非，齐说亦未为是。下文又云：“史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忽不见。郑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过江所湛璧也。”此事既不出《国语》，亦与《大史公书》不同，足见史记二字，为史籍通称，特以当时史籍少，故《大史公书》遂冒其一类书之总名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