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首辅申时行,他在监督定陵工程的时候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产生过多少感慨,在留传到今天的官方文件上自然是查不到的。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申时行在参与了破土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永绥列圣之神灵,预卜万年之兆域。”﹝51﹞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他在1586年举行正殿上梁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爰诹升栋之辰,适应小春之候。先期则风和日暖,临时则月朗星辉。臣工抃舞以扬休,民庶欢呼而趋事。”﹝52﹞这些辞藻上的对偶和华丽表现了想象中的至美至善,但是皇帝和他的老师彼此也都明白,对这样的文字不能过于认真。因为其时陵墓工程已延续多年,其耗用的财力已使国库受到影响,而征用的军民人力,也应当使“欢呼而趋事”者感到了难以解脱的痛苦。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国史上记有这么一条：“赐寿宫工人汤药及老弱饥号难以回乡者路费。”﹝53﹞这条通令不可能未经皇帝和总揽工程的首席大学士过目,但是所谓赏赐是否确实发下,发下的数字又是否足敷使用,则无从证实了。
注释
﹝1﹞《神宗实录》页9805、9863―9864；《赐闲堂集》卷6页30―31。申时行于此后不久即谢世,见《神宗实录》页9877。《明史》卷218页2526所称万历“四十二年,时行年八十,帝遣行人存问,诏书到门而卒”,是简略的记载。
﹝2﹞《赐闲堂集》卷2页1、4、5,卷5页1诸诗,都是这一类作品。
﹝3﹞申时行对河患的叙述及潘季驯的治河理论,见《神宗实录》3799。反对潘季驯的理论,请参看《明史》卷83、84、223及岑仲勉著《黄河变迁史》。Needham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原版）第四册第三章页229、237、325、344有生动的记载。《明代名人传》中关于潘季驯和刘大夏的传记亦可参阅。
﹝4﹞潘季驯总督河道及其经理工程,见《神宗实录》页3706、3722、3798,《皇明经世文编》卷375及潘季驯著《河防一览》。申时行对潘季驯具有信心,见《赐闲堂集》卷18页6。关于治河的财政措施,见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anance,页279―281。
﹝5﹞《明史》卷327页3769。
﹝6﹞《明史》卷327页3767；《神宗实录》页4173―4174；《皇明经世文编》卷381页21。
﹝7﹞《神宗实录》页4186―4191。
﹝8﹞《神宗实录》页4193、4197―4199、4253―4254、4281―4283；《明史》卷20页139；《皇明经世文编》卷381页21。
﹝9﹞关于努尔哈赤的这些情况,见《神宗实录》页3611―3612。
﹝10﹞《明史》卷218页2526；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16、28；《明代名人传》页1189。
﹝11﹞《神宗实录》页3094―3095。
﹝12﹞《神宗实录》页3117,参看页2607、2814。
﹝13﹞册妃的仪式,见《大明会典》卷46页26―33。1584年秋册立郑贵妃的经过,见《神宗实录》2805―2811。
﹝14﹞《赐闲堂集》卷1页12。
﹝15﹞丁易著《明代特务政治》；《明史》卷95页993―995；《酌中志》卷16页104；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60。但万历在明代并非是以听用特务而著名的君主,参看孟森著《明代史》页287。
﹝16﹞《明史》卷95页995。
﹝17﹞《神宗实录》页3613―3614。
﹝18﹞李世达,《明史》卷220有传。《明代名人传》误刊作李士达。
﹝19﹞《神宗实录》页3828、3833―3837、3840―3844、3846、4103；《明史》卷305页3427。关于文官与此事的牵涉,见《明代名人传》页50,但该书将张鲸误刊为张黥。
﹝20﹞此人为李沂,事见《神宗实录》页3848、3971。
﹝21﹞《赐闲堂集》卷14页5、卷38页17、卷40页7。
﹝22﹞《神宗实录》页2933―2935；《大明会典》卷84页17、20―22。
﹝23﹞《大明会典》卷84页21。
﹝24﹞天坛圜丘建于1530年,见《大明会典》卷82页22―24；《春明梦馀录》卷14页1―2。1588年曾加修葺,见《神宗实录》页3799。
﹝25﹞《神宗实录》页2935。
﹝26﹞《神宗实录》页2935。
﹝27﹞《神宗实录》页2935。
﹝28﹞《神宗实录》页3171。
﹝29﹞《神宗实录》页3012。
﹝30﹞关于这个问题,利玛窦曾经作过观察。他说：“他们（指当日的明朝官绅。——笔者）认为放任错误,不直接指斥其荒谬,乃系一种高度的宗教作风。”在另一段里,又说：“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没有宗教信仰,在假装着存信心的时候,他们实际陷于深度的无神论。”见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页98―99、105。此书有Gallagher的英译本,其译文错误颇为评论者所非难,原因或恐系自1615年拉丁文版翻译之故。笔者曾请同事Gianni Azzi教授口译意文原本,这两段译文并无错误。这两段文字载在意大利文Fonit Ricciane册1页120、132。但利玛窦似乎不能理解,当日官绅的“放任错误”具有实用的价值。本书下一章戚继光参合迷信一事,就多少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31﹞《神宗实录》页2948―2949。
﹝32﹞《神宗实录》页4598―4630。
﹝33﹞《穆宗实录》页489―491。
﹝34﹞万历在1580年谒陵一次,1583年二次,1584及1585年各一次,见《神宗实录》页2498―2501、2624―2627、2835―2837、3010―3011。
﹝35﹞《皇明经世文编》卷381页10―11。
﹝36﹞《神宗实录》页2772、2774、2794、2882、2918、2937。
﹝37﹞万历曾亲登午门门楼瞻仰永乐之矛,见《神宗实录》页942。
﹝38﹞《皇明经世文编》卷381页22,《国朝献征录》卷17页148曾加节录。
﹝39﹞《神宗实录》页2919。
﹝40﹞此系1588年之谒陵,见《神宗实录》页3796―3798。
﹝41﹞《神宗实录》页2493、2498―2501。
﹝42﹞《神宗实录》页2499、2614、2625、2835、2837。
﹝43﹞事在1587年,见《神宗实录》页3893―3894。
﹝44﹞《神宗实录》页2841。
﹝45﹞《神宗实录》页2462。
﹝46﹞《赐闲堂集》卷40页17；《神宗实录》页2462、2847。
﹝47﹞唯一的例外是,1585年有一位御史因为旱灾而建议停工,但这一建议未被接受,也没有惹起纠纷,见《神宗实录》页2917。
﹝48﹞当时由于风水问题而致使礼部尚书徐学谟辞官,但其实际则与反对张居正的情绪有关,见《神宗实录》页2540、2594、2616―2618、2669,《明史》卷218、225、236、243。风水问题的背景为人事问题,请参看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15。《明代名人传·徐学谟》。万历表示大峪山地点系他亲自决定,反张集团才无法再在这一问题上做文章,见《神宗实录》页2983、3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