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天荒地老出奇人——天京陷落与李秀成的被俘（第8/13页）

侍王李世贤在对待洋人的态度上，与慈禧“宁与洋人勿与京奴”有同工异曲之妙，他竟然还扬言过：“如果太平军不能战胜清军，倒很愿意看到英国统治中国。”（呤唎《太平天国亲历记》下册629页）这种赤裸裸的卖国，其实也代表了太平天国后期部分上层将领的看法。在他们心目中，“洋兄弟”总比“清妖”要亲近一层。

洋大人们不听这一套，他们反而积极配合李鸿章、左宗棠部，派人派船帮助清军围打漳州。李世贤又气又急，于5月15日匆匆逃离漳州。

一路大败，李世贤几十万大军最后死的死，降的降，只剩他孤身一人。想昔日拜上帝会能以几千人起家一路杀至南京，只凭一个“势”字。李世贤攻占漳州时，有兵几十万，武装精良，来福枪、左轮枪、滑膛枪，应有尽有，而清军方面只有土绳枪、抬炮和长矛，人数远远逊于李世贤军。时异势移，众人心怀鬼胎，各打算盘，几十万军只是散沙而已。偶逢一败，便立刻土崩瓦解。

李世贤自己割发化装，狼狈不堪地逃入广东镇平（镇平即今天梅州地区的蕉岭），回到客家人的老家地区。由于康王汪海洋先前与李世贤有矛盾，又怕他官大夺自己之权，隔了几天就派人刺死了李世贤。侍王李世贤死年32岁。想当初他与堂兄李秀成，曾撑起太平天国大半江山。一朝败溃，死于自己人之手，不能不让人一叹。其实，天京失守后，如果李世贤有大局观念，没有急急忙忙向福建方向逃遁，在江西稍稍稳住阵脚，把太平天国的“象征”幼天王迎入军中，自可“挟天子而令诸侯”，联络各路残余太平军、捻军以及曾经向太平天国效忠的各地会党，给予他们以希望，继续作战，胜负未可知也。如果他们在江西得以巩固力量，蕴力集势而攻得襄楚，与河南的扶王陈得才和遵王赖文光遥相呼应，说不定在中原地区可以开辟新天地。可惜李世贤受其堂兄李秀成回攻闽粤思想影响太深，缺乏应变的谋略，一意南退，终于走上不归路。

太平军事至如此还窝里反，真让人叹息。仅仅过了几个月，在清军左宗棠部的节节进逼下，康王汪海洋等人不敌，失掉嘉应州城，他本人也中弹而亡。最后，偕王谭体元也被生擒，获凌迟酷刑。

两天大战，太平军余部被杀一万多人，其余数万或被俘，或投降。作为一股军事力量的“太平军”，至此完全消亡。

太平天国最后一个被俘的“名王”，乃辅王杨辅清。这位杨秀清的族弟在湖州时与洪仁玕道别，当时据说是前往上海向洋人购买军火。后来消息全无，有传言说他去了美国“发展”。其实，他从湖州走后不久，太平军残部皆被一一消灭，他只好潜回广西躲匿。由于风声日紧，杨辅清东躲西藏，在黄州、广东、湖南、安徽一带四处瞎转。发昏当不了死，天京城陷后十年，他在福建想投清营当兵，为人认出被擒。清朝闽浙总督李鹤年把他在福州凌迟处死。（详情见附件《李鹤年奏稿》）

兔死狐狗竟未烹——湘军系的“好”结局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自筹饷，自练兵，使这支处于半独立的军事团体最终消灭了太平天国，立下不世之功。

依理讲，曾氏集团的下场无外乎两种：第一，功高震主，兔死狗烹，被清廷上下联手干掉；第二，曾氏可仿“陈桥兵变”，在南京振臂一呼，提兵北上，由臣而君，取代清朝，恢复汉人政权，那样一来曾国藩最起码可当个“隋文帝”。

两者选其一，人生大博弈，但拿捏不好，皆是灭族亡宗的大险大恶。还好，饱读诗书的曾国藩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以罕见的退让和耐心，终于化解清廷疑忌，得以避免了清末满汉阶层之间的最大一次冲突。

湘军曾国荃部攻陷天京后，当天即发“八百里”快报向朝廷报捷。殊不料，清廷一盆冷水浇下，指责曾国荃大事粗定就擅自回营，语气严厉地表示说，如果天京有漏网的“逆首”逃出，定拿曾国荃是问。由此一来，曾国藩只得本人亲自重新上报“天京大捷”的胜报，而且还得让满洲贵族官文领衔分功。

慈禧虽为一妇人，阴毒过人，她竟然置咸丰帝所讲过的“攻克南京者授王爵”的许诺于不顾，仅仅赏赐曾国藩一等侯爵（连公爵也不给），可谓寡恩至极。

为了打击曾氏兄弟骤胜而骄的气焰，清廷大玩心理战，下诏严查天京金宝的下落与幼天王下落，并声称要追究李秀成、幼天王等人脱逃的罪名。为此，曾国荃等湘军将领气急败坏，不少人齐聚曾国荃大营，欲逼主帅效“陈桥故事”拥曾国藩为帝。

清廷虽然用兵对内对外都不在行，玩政治非常在行。对于湘军可能的背叛，他们早已有所准备，故而当湘军最后关头与太平军浴血死战时，僧格林沁、官文等满蒙大员早得密旨，伺窥于天京左右，准备时刻消灭这支得胜而疲的湘军。

曾国藩本人理学名臣，皇帝瘾不浓，而且熟读史书的他肯定深知北上争帝的风险太大，弄不好变成吴三桂，太过不值。

深思熟虑之后，他马上自动撤裁了数万湘勇回籍，自剪羽翼给清廷看，以示无篡上贰心。同时，他又作姿态停解外省厘金，从经济上表态自己绝无拥兵护财自固自肥之意。当然，曾国藩也要安抚把脑袋掖在腰带上死拼多年的湘军子弟，他对天京金宝的下落来个死不认账，死活不承认太平天国有“窑金”。

曾国荃等人皆不是有远大谋略的政治家，其实都是些打仗为金钱的财迷军头。清廷很知趣，见逼曾国藩裁军辞饷的目的达到，果然不再追问天京金宝下落。由此，曾国荃等人破釜沉舟的造反之心，一下子散入九天之外。

不久，没经曾国荃本人同意，曾国藩擅自上专折，“代替”老弟请求“回籍养病”，更让清廷完全放下一颗心。

综观曾国藩一生，性格方面也有个由刚而柔的变化过程。咸丰元年，曾国藩主动上章批评皇帝，惹得咸丰帝大怒，几欲加罪于他。咸丰四年湘军攻占武昌得大功，清帝收回任他署理湖北巡抚的成命，曾国藩愤懑欲狂。延至咸丰七年，曾国藩大闹“情绪”，先是不待诏而回家奔丧，而后又在守制之时主动向朝廷要江西巡抚官职，大掉“理学大师”的份儿，致使左宗棠等人对他大肆抨击。舆论抨击下，老曾惊愧成病，从此得上神经衰弱，几乎整夜睡不着觉。

也恰恰从彼时起，曾国藩幡然改悟，从刚愎逼人一变为圆融通达，对上对下日益恭谨，逐渐锻炼成官场上罕见的老油条，且果然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一次又一次以退为进，终未成为“权臣”而遭族诛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