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饮食（第7/8页）

北京旧时的低档饭馆，除了切面铺，还有二荤铺。“二荤”，指肉和下水。二荤铺一般有一两间门面，一两个厨子，一两个跑堂的，一两个打下手的。所卖无非家常菜。如肉丁酱、炒肉片、熘腰花、炸丸子、酸辣汤等。有时来了熟客，伙计便替客人做主：“得了！还给您炒个肚块儿，高汤甩果，一小碗饭俩花卷。马前点，吃完您就走，误不了您的事儿！”

邓云乡回忆说：“在30年代中，八大春以庆林春为个中白眉。不算清真馆子西来顺，他家的菜在当时是西长安街上首屈一指的。地址在西长安街西头路北，里面一个大四合院子，隔成大小雅座，院子里有铁罩棚。厨房在外院左首，一般都卖整桌的多，小酌的少。记得他家的葱油海参、虾子蹄筋、核桃酪等菜，真是醇厚无比，后来再也没有吃到这么好的名菜，如今真是广陵散，绝响矣。那时的菜，味真好，不讲花架子，盘子中一弄出花样来，实际就没办法吃了。”

老北京的小康人家，夏天兴在堂屋八仙桌前置一冰桶。冰桶有木制的，有琉璃的，有景泰蓝的。冰桶里镇着绿豆汤、酸梅汤、奶酪、香瓜、西瓜等。酷暑时节，午睡后打开冰桶盖，用小彩花碗盛碗冰糖熬的绿豆汤，该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苏曼殊饮食无节制。他每天抽二三十根雪茄烟。曾一次吃进几十斤冰块。有一回吃了三大笼苏州汤包，在床了躺了三天才起来。最后一回是吃了好几碗鲍鱼，致腹泻数日，躺在上海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叮嘱他当心饮食，而他扭脸就叫人去买来糖炒栗子大啖，致肠胃病大发，就这么一命呜呼、死在了“吃”上。

陈嘉庚自奉甚俭是出了名的。一次他请客，桌上只备几盘炒粉，几盘炒面，一大碗青菜豆腐汤。

上世纪20年代，徐铸成考入清华，他后来曾忆及清华学生的伙食：“早餐是四盆菜两道点心外加白粥，有些老同学故意过了规定时间去，只要多花一毛钱，厨房总另外预备一大碗水饺给他吃。午饭、晚饭则是四大盆、四大碗鸡鸭鱼肉，米饭馒头。纪念日则往往用西餐。”

许地山和夏衍都不吃鸡鸭。许短命而夏则长寿。

香港沦陷后，《大公报》停刊。徐铸成等四人化装成难民逃往广州。在英德县境内，他们看到一片食摊，徐后来回忆说：“上船以来，顿顿都是一小碟煮菜和一小块盐鱼。我是不吃鱼的，只以淡而无味的煮菜送饭，正像李逵常说的：‘嘴里淡出鸟来了。’忽然看到这满目珍馐，眼里像冒出火来，连忙坐下去，各占了一个坐头，一个火炉，选了几碟，边烫边吃，还各沽了一小瓶双蒸酒，自饮自酌起来。说也奇怪，我在香港这几年，只尝过一次双蒸，认为它既无骨力，又缺香味，从此不再过问。想不到这里品饮的，却异常醇洌，一小锅纯鸡汤，加上鸡片、腰片之类，都极鲜嫩。这一顿野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我生平最满意的盛筵之一。我想，这也并非全是饥者易为食之故。”

《大公报》太原分馆经理雷觉民是晋北人，他告诉徐铸成，晋北有一种干醋，看上去黑黝黝的，用水一泡，洁白香洌，而且酸味极足，据说用这种醋蘸饺子吃其味无穷。

张中行和友人韩文佑在北平教书时，常结伴逛琉璃厂，如上午去，午饭就到琉璃厂东门外一尺大街路南的大酒缸去吃，一人一个酒（老秤二两），然后吃饺子。张中行说：“有村野的诗意。”

1935年暑假后，张中行到南开中学任教。他到了天津先在亲戚家落脚，表叔把他带到一个小饭铺吃午饭，给他点了一菜一汤以及花卷，菜是七寸盘的清炒虾仁。这顿饭用张中行的话说是“影响远大”，几十年后，和朋友小聚，他都反对点虾仁。因为自那顿饭后，张中行所吃过的虾仁，味道都不及这个天津小饭铺做的。

西北军将领如冯玉祥、杨虎城、张自忠等都习惯于吃火锅。抗战期间，国民参政会视察慰劳团到张自忠的司令部，张便以四菜一火锅的简单饭菜招待慰劳团。这四菜一火锅均以青菜豆腐为主，肉片和丸子是点缀。此外给每人在火锅里加一个鸡蛋。这便是张自忠的集团军司令部里最大的排场了。

胡适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曾请“新月派”的一帮朋友到其极司菲尔路寓所吃饭，由胡太太江冬秀掌勺烹制徽州有名的“一品锅”。一品锅顾名思义，把一口滚沸的大铁锅端上桌，里面是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锅底下是萝卜白菜。胡适说，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饭菜、汤都在其中。

诗人卢冀野能吃。抗战期间，卢是参政员，一次随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出行，抵西安后，同路的梁实秋请他到厚德园吃饭，点了一只烤鸭、一条酱汁鱼。梁说：“按说四五个人都吃不了，但是他伸臂挽袖，独当重任，如风卷残云，连呼‘痛快，痛快’。”

1924年暑假，孙伏园和鲁迅等一行去西安讲学。孙在西安吃拉面时，总是用筷子挑出一根，把一端放入口内，然后一段一段向里吞。

王森然是鲁迅在北大教过的学生。一次课后王与鲁迅同路，出校门后，行至一个饭摊前，鲁迅问王，是回家吃饭，还是在摊上吃一点。王答：“随便怎样！”鲁迅说：“那好！咱们就吃这荞麦条子吧！皇帝老人未必享受过这么美味的佳肴。”这是当年北京街边最低级的饭摊，主要经营玉米粥、窝头、荞麦饸饹之类，无桌椅，只有一个条案，顾客只能拣块砖头当凳子。鲁迅和王森然就地泰然而坐，与拉车卖报者流为伍，津津有味地吃了这顿午饭。

1926年，鲁迅和孙伏园等到厦门大学任教。两人都单身而往，伙食便成了一个问题。孙伏园自告奋勇掌勺。鲁迅和友人章川岛谈起：“伏园有一次烧出一个满盘血红的白菜来，我问他‘是什么菜？’伏园说：‘似乎红烧白菜之类。’你想‘之类’上面还要加个‘似乎’，也就可想而知了。”

抗战期间，茅盾一家在新疆初尝马奶子，即用新鲜的马奶经过摇荡使其发酵而制成。茅盾说：“味略酸而香洌，初饮常觉不习惯，喝多了却有深嗜，一日可进十几杯，而且饭量大增。我们全家后来都成了马奶子的嗜好者。”

上世纪20年代，曹聚仁在上海与几个南社的前辈诗人过从较密。一次他跟着叶楚伧、柳亚子等一干人去豫丰泰酒楼喝酒。他们先要了四斤花雕，用锡壶盛着，用碗喝，一壶半斤，能倒两碗。曹聚仁向不喝酒，只是陪着吃和看。下酒菜是豆腐干、咸肉、海蜇皮和盐水花生。曹聚仁说：“叶先生尽是一碗一碗喝着，圆桌上的锡壶，越来越多，到后来，一点数，总共38壶，19斤老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