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起居（第2/3页）

蒋介石在广州时，每天起床后都闭目凝神，两手放在膝盖上，打坐一刻钟。他亲自制订的《每日作息时间表》上，称此为“修身”。

鲁迅执教厦门大学时，致信许广平：“我到邮政代办处的路，大约有八十步，再加八十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总要走过三四回，因为我须去小解，而它就在中途，只要伸首一窥，毫不费事。天一黑，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此地的生活法，就是如此散漫……”后来，鲁迅连在“草地上了事”也免了，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说：“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瓷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能如此。”

抗战期间，老舍一度住在重庆北碚。他每天早晨打太极拳。上午写作，写一阵玩一阵，拿扑克牌玩过五关，有时也用骨牌拿一百开。玩一阵再写一阵。午饭后睡一小时午觉。下午和晚上看书会友，很少写作。

七君子被捕后，关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日子并不难熬。他们早上七八点起床，洗漱后围着屋前的天井跑圈。李公朴能跑50圈，章乃器跑25圈，王造时和邹韬奋跑20圈，沙千里跑17圈，沈钧儒年纪最大，也能跑七八圈。跑完步，沈钧儒打太极拳，章乃器打形意拳，其他人做体操。早饭后，各自进入工作状态。王造时译书，章乃器和邹韬奋写文，沈钧儒和李公朴写字，沙千里学日语。午饭后，略休息，继续工作。晚饭后，有的看书，有的下棋，有的闲谈。监舍里还不时传出欢笑声。

1914年，张元济迁居极司菲尔路后，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先在盥洗室煤气灶上烧一壶水洗脸。洗漱完毕，便开始工作，打开电灯，伏在桌上批阅公文，写信，查资料。天亮后熄灯、开百叶窗，继续工作。七点半吃早饭，一大碗肉面，撒上些葱花。饭后收拾公文包，出门乘马车上班。临走要带上两份当天的报纸，在路上看。

杨虎城1930年任陕西省主席。他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到新城操场观操，后到新城大楼办公，听秘书念电报、阅报并把要处理的事情告诉秘书，然后到会客室接见访客。来人提出的问题随时处理。11点开午饭，如来客未谈完，就一起吃饭，边吃边谈。伙食一般为米汤、馍，四个菜：两荤两素，冬天再加个火锅。饭后外出，巡视工厂、学校、医院等地，有时也去看文物古迹。晚饭或去友人家吃，或邀友人来家吃，多是面食。晚上会客，与友人、学者、部属、官僚政客等闲聊，所谈海阔天空，事不分大小。

书法家邓散木42岁时曾在日记里记下这样一个“自课”：“上午：六时临池，七时作书，九时治印，十一时读书。下午：一时治印，三时著述，七时进酒，九时读书。星六星期（日）下午闲散会客，工作时间恕不见客。”邓好酒，因而在他的工作时间表上，把喝酒也算了进去。

张季鸾主持《大公报》时，每天下午到报馆，一般是会客或去看昆曲。晚上，在重要新闻已大体明了后，才撰写或修改社评。

熊十力每天清晨4点起床，即开始读书写作，中午不休息，仅闭目静坐片刻。他的书桌贴着一张字条：“说话勿超过三分钟。”

刘云若当年是和张恨水齐名的小说家。他每天有大部分时间流连于天津的小烟馆里，过足了烟瘾后，便起身要一张手纸，就着烟灯用蝇头小楷开写。报馆派人在烟馆坐等索稿，他写完一张，便交给报馆的人，拿回去排出，总是恰好排满预留的位置。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述及鲁迅晚年的一天：“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的吸着烟。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边睡着了。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全楼都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郑孝胥当年寓居上海时，每天黎明即起，以“夜起翁”自号。起后在园内略事散步，便入室临池。不久便宾客纷至沓来。

上世纪30年代，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时，每天7点起床，7点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吃饭。下午1点40分去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面吃。11点回家。到家后即入书房写作读书，至次日凌晨两点才睡觉。胡适每晚睡五个小时，午睡一小时。他说：“每天一定要睡八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六小时。”胡适的星期天上午8点到12点在家接待客人，下午不会客，在家工作，晚餐同样在外面吃，11点回家。

1929年，鲁迅说：“仰卧——抽烟——写文章，确是我每天事情中的三桩事。”

学者陈序经长年在南开等高校任教，还兼管校务。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天亮后夹着公文包上班。他的大量著述，都是利用天亮前这个时间段完成的。

民国前期，清华对学生的作息时间有严格要求。1927年4月的一期《清华周刊》对此有详细介绍。学生每天7点起床，7点半早餐，8点上第一节课。上午4节课，课间休息10分钟，9点55分做柔软体操。12点午餐。饭后一般在图书馆阅报。下午1点至4点上课。4点一到，吹喇叭五声（后改为敲钟八响），图书馆和宿舍一律关闭，学生必须到操场或体育馆进行“强迫运动”，完毕后洗浴，进晚餐。晚饭后自由活动。晚7点半至10点半自修。10点50分打钟就寝，11点熄灯。

画家汤定之居上海时，每天6点起床，洗漱、吃早饭后，开始创作。12点进午餐，饭后小睡，午休后不再作画而是看画，自谓：“午后的观画，即明日午前作画的良好准备。”然后出门访友，或到南京路新雅茶室品茗。新雅茶室乃文人聚集之地，每日朋好满座，不必预约。中外古今上下，一直聊到夕阳西下方归。有时候买些新雅的叉烧包带回家。晚9点准时上床就寝。汤居北京时，也保持这样一种起居状态，只是下午品茗处由新雅茶室改成中山公园或北海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