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劫难逃：张献忠（第6/22页）

　　据说是和李自成一样，张献忠被爹妈强扭着脖子送进私塾读过两年书。

　　无奈天性和书本不亲，坐不住。在私塾两年，和同学打了无数的架，大字却没记住几个，父母无奈，只好任他放他的羊，任由他成天和村子里的半大后生们厮混。

　　在陕北定边，民风剽悍，人们农闲之余，爱舞刀弄棍，不只为防身，也是一个娱乐。张献忠于此道颇有天分，练得也投入。他天性爽快，胆大。

　　“身材魁梧，剽劲果侠，声如巨雷，面目微黄”，朋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黄虎”。

　　野史说他，“阴谋多狡”，“及长，益无赖”。很快他就打遍四邻八乡无敌手，成了年轻后生里“有号”的人物。

　　农村文化生活贫乏，没事时，只能纠集几个同样好勇斗狠的朋友，到镇上的小酒馆，像《水浒传》里那样，切上二斤熟牛肉，打上两角浊白酒，吃得酒酣耳热，吹吹牛，“教量些枪棒”，说些“江湖上好汉们的勾当”，“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回来捎半斤残酒，顺路偷只鸡，偷几把蚕豆，找个人家赌上一宿，第二天回家挨老妈一顿痛骂，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从“基层捕快”到“八大王”

　　张献忠投身起义以前的确切经历，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我们仅仅打捞上了四个汉字：“捕快”和“边兵”。

　　然而，这四个字，包含着相当丰富的信息含量。

　　地方“捕快”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刑警。正如我们从通俗小说中了解到的那样，传统中国的基层公检法部门的干部素质不高，往往是流氓、罪犯或者地方上好勇斗狠之徒出身。

　　比如县公安局的巡警队队长武松、监狱里的小牢子李逵都是遇赦的逃犯出身，“历城捕快”秦琼同样有过发配经历。他们警匪勾结，与黑社会亲如一家，并且往往在小说中最终成为“黑社会骨干”。

　　被革职之后投身“边兵”，对失业的张献忠来说应该是一个既顺理成章又无可奈何的选择。正如前面所说，旧中国的“军人”是个被人瞧不起的，几乎是半囚徒式的职业。

　　为了防止他们逃亡，政府给他们脸上刺字，对待一如罪犯。他们缺乏自尊，兵饷又常常被扣，所以纪律极坏，视烧杀抢掠为常事。用王学泰先生的话说：“不少队伍简直就是流氓团体。”

　　从“捕快”、“边兵”四个字里我们可以推断，在当上捕快前，张献忠在地方上已经半流氓化了。“基层警察”整日吃拿卡要的生涯，很有可能使他进一步流氓化。

　　虽然无法确知张献忠参加的“边兵”状况到底如何，但还是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军队生活带给张献忠的，不仅仅是军事常识，或多或少，还会有当时军队普遍的“兵痞”习气。

　　考察张献忠的性格，我们应该注意到以下事实：在投奔起义军前，张献忠的生活一直是失败的。他的学生时代显然不成功，大字没记住几个，因为爱打架，没少挨老师的板子。

　　进入官府，成为捕快，这对社会底层出身的他，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好机会，然而他没能把握住，屡屡违犯纪律，最终被革职。

　　走投无路投了军，在军营中他又不遵守军纪，犯下了死罪。因为军官陈洪范为其说情，方免一死，挨了一百军棍，被关入狱中。出狱后，穷无所归，正值各地起义军蜂起，遂投入起义军中。

　　结合他后来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判断，张献忠有着一定的反社会型人格倾向。他不甘心居于人下，有着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愿望。但他又容易冲动与暴怒，情绪极不稳定，不善自我克制，叛逆心理很强，尤其不善于跟上级相处。这一切导致他在正常社会中屡受挫折。如果大明天下继续太平，也许他一生会在监狱中而不是马背上度过。

　　对他来讲，生在乱世，生逢其时。

　　乱世有乱世的魅力。在天翻地覆的明朝末年，一切秩序都被颠倒，一切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公子王孙转眼间变成了乞丐，昨天的饥民今天却自封为王侯。懦弱不再是生存的法宝，善良成了悲剧的理由。谁也不知道第二天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自由，无边无际地摆在那些想入非非者的面前，像汪洋大海诱惑干渴的鱼儿。男性的血液很容易在身边倏乎闪动的欲望中点燃，化作危险的火种。

　　由军人而变为“流贼”，张献忠发现，他作了一个正确无比的选择。

　　在官军里虽然也有前途，但是毕竟有着森严的等级秩序，有着林林总总的规矩，更主要的，有着种种让人郁闷的腐败、倾轧、不公。而在起义军中，机会似乎更为均等，也更能让人快意恩仇。勇气和智慧就是全部的资本，上马杀人，下马饮酒，天不收，地不管，何等潇洒快活！天昏地暗之中，谁知道明天自己还能不能活着。为什么不趁着心雄气壮之时，痛痛快快地做一回乱世枭雄，也不枉来人世一回！

　　投奔义军之初，他和李自成一样，不过是一个小小伍长。凭着智力、勇气和天生的领袖气质，他和李自成差不多同时在起义军中出人头地，成为独领一军的首领。李自成号称“八队闯将”，张献忠号称“西营八大王”。

打仗靠流氓

　　在诸义军领袖中，因为性情投合，张献忠最喜招徕亡命之徒。和张献忠一样，张军的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拦路抢劫的强盗）、难民”，从职业军人转变而来的人尤多。

　　其中，有不少如毛泽东所说的“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打仗靠流氓”，这是农民战争初起时的一个特殊现象。在特殊时期，“流氓分子”也可以发挥特殊作用。

　　多年征战，张献忠的部下都成了老兵痞、“勇敢分子”。这使他的军队战斗力高于其他的乌合之众。一位明朝军官，曾说张的部队对于作战是“习惯成自然。每个人脸上身上没有囫囵个的，铅子、箭头，处处皆是。他们暋（mǐn）不畏死，一听说官兵来了，都兴奋异常，听说要打仗简直和打猎一样高兴。我方部队正在观望害怕，他们却毫不畏惧，老于此道”。

　　从这样一则记载，可以看出张献忠部起义军战斗素养的高超。张部攻取吉安时，大队人马在后，只有“一骑至吉安城下”，城上见来人少，都“聚观”这个人要做些什么。只见这个人从怀里掏出一只铁钩，勾住城墙上突出来的灌木小树，三下两下，“跃而上”。守城兵大惊失色，“守者惊溃，大队驰入，城遂陷”。如此勇敢的战斗作风和高超娴熟的作战技能，当然是绝大部分明军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