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的文学青年生涯（第5/8页）

　　就这样，我从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为入口，走入历史。历史是社会学科的基础，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你会不自觉地经过人文学科的各个房间。一路走来，通过写作，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从一九九六年到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的认识，许多方面都进行了自我颠覆。而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其途径正是由于写作。

　　写作也给我带来了现实的“利益”。一开始，为了不致招人误解，我的写作是在地下进行。而发现“作家”已经成了异类之后，我更把发表的东西埋到抽屉深处：没有可以交流的对象，总要好过那些言不由衷的文不对题的“赞赏”。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行长王毅读了我写的几篇东西。行长虽然文凭不高，但是兴趣广泛，知识面颇广。更主要的，他们那一代人还认为，写作是一件大事，好事。他说，你是个写东西的料，我给你创造个写作环境。

　　于是，他把我调到了市行营业部，因为营业部主任董庆毅（前年他因车祸去世，愿他在天上平安快乐）为人开通大度。在他和行长的默许下，我一周只需上班一两天，其他时间，可以在家里正儿八经地当“作家”。这自然是写作给我带来的幸运。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跑一圈步，回到家里，洗个澡，听一楼人都走空，泡一壶茶，揿开电脑，看着茶烟升起，听着电脑“沙沙”的启动声，整个房间就像古墓那样安静。每当这时我就深深感谢世界，对我这样宽容。即使写出来的东西永远都不能引起关注，但能一直享受这样的书房生活，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不过，写作另一面的快乐毕竟是传播和交流。每一个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观音能有人欣赏。更何况毛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都有点“文以载道”的老套想法。

　　一个意外的机缘，使我发现了另一条接近读者的路。那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因为《鸭绿江》主编刘元举先生介绍，认识了时事出版社工作的沈阳人祝勇。祝勇知道我在写东西，让我发几篇给他看看。

　　过了几天，祝勇给我打来电话：我想给你出本书，行不行？你的水平完全可以出一本书，而且我估计书可能卖得很好。

　　于是，在二OOO年一月一日，我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出版了，汇集了我写作初期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主要的当然是“历史文化散文”。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出版的可能性。因为在我看来，出书实在是比在杂志上发表作品重大得多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一个人一般要人到中年，德高望重，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了，才有可能出一本书。因此，虽然稿费只有每千字三十，虽然封面做得有点不伦不类，我还是感觉很兴奋。

　　这本书起印五千册，出来后很快就淹没在众多新书当中。虽然不久都卖光了，但是在读书界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不过令我高兴的是读者却有了反馈。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奇怪的是，他们几乎都是在大学图书馆读到的这本书。有几个大学生给我来信说，这本书“颠覆了他们的大脑”，“千年悖论，让我们觉醒，第一次从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历史人物的种种作为”。

　　我很高兴这本书能触动一些人，能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愤怒、惊讶、感慨、激动，能颠覆他们对历史的一些成见：这正是我在书房里不懈敲打的目的。

　　我发现，出版是将自己的写作抵达读者的大路。出版的传播力比在传统文学杂志上发表要大得多，有效得多。今天的文学期刊，读者群基本已经净化为“纯文学读者”。虽然一开始我走的是“文学之路”，但其实我的作品并非标准化的“文学性写作”，我写的虽然都是历史，但是离现实可能比大部分小说都要近。它们的读者，更多在文学期刊的订阅者之外。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出版社的编辑与文学期刊的编辑完全不同：大部分出版机构都需要赚钱养活自己，因此特别在意一本书的市场反应。与文学期刊疏离了社会不同，出版业已经相当市场化，编辑们睁大眼睛寻找每一位有读者的作家。

　　所以，除了第二本书的出版颇遇艰难外，我的书出版都非常顺利。特别是第三本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之后。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不久，我在报纸上网上很快见到了白岩松、柴静评论了这本书。影星袁莉在我经常看的《锵锵三人行》中提到了这本书，那年《艺术人生》的年终评点，张越、崔永元等几位嘉宾似乎也提到了这本书……于是我意识到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虽然出版社没有进行过一个字的宣传推广，但是这本书通过口碑相传，渐渐传播开来。印数很快就过了三万册，而在文化类书里面，据说三万册就算畅销书。再以后，我的《中国人的性格历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也陆续成为历史文化类的“畅销书”：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起，我算是有了自己的读者群，隔三差五地收到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当时身在美国的留学生，后来的青年学者刘瑜的信（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一位读者将我的三万多字的《无处收留》一笔一划地抄在一个小本本上送给了我）。我能够知道，自己的写作，对一些人确实发生了影响。

　　让自己的写作抵达读者，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在主要传播方式转为出版的同时，我的传统“作家”之路仍然自然延伸。我的一位朋友作家钟求是有一次和我通电话时说，我感觉你的东西挺适合《当代》的风格。你寄给我的朋友吴玄吧，他现在在《当代》做编辑。

　　我按钟求是提供的邮箱寄去了几篇稿子。一周后，吴玄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与主编洪清波达成一致意见，打算从二OO六年起，为我开一个专栏。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专栏的名字后来定为“史纪”。这成了我在“纯文学”领域最辉煌的“业绩”。我获得了一些省级文学奖和一项不太重要的“国家级文学奖”。对了，还有“文学创作一级”这个职称。因为这些成绩，我成为省作协的“理事”，后来又成为“主席团成员”，还成了一个市作协的“副主席”。我参加了“青创会”，并且见到了常委同志。这是我“纯文学”之路的顶峰。从一个小城市的无依无傍、赤手空拳的草根青年，到一个地级市的“作家协会副主席”，这就是我爬过的“文学之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