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编 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第8/9页）

[3] 参见孙中山：《军政府宣言》，见《孙中山选集》，第79页。

[4] 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25页。

[5] 参见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1073—1074页；《开明专制论》，见《梁启超全集》，第3册，第1473—1474页。

[6] 邹容：《革命军》，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51页。

[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见《梁启超全集》，第3册，第1644—1645页。

[8]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见《梁启超全集》，第3册，第1453页。

[9] 梁启超：《新史学》，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49页。

[10]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第155页。

[11] 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见《梁启超全集》，第3册，第1312页。

[12] 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54—159页；《管子传》，见《梁启超全集》，第3册，第1858—1875页。

[13] 梁启超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引用黄宗羲的思想，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幸福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全集》，第8册，第4452页。

[14] ［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15] 梁启超：《管子传》，见《梁启超全集》，第3册，第1865页。

[16] 参见［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杨慎之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9—144页。

[17]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0页。

[18]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68—270页。

[19]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见《梁启超全集》，第4册，第2441页。

[20]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杨慎之译，第10页。

[21] 封建到了近代中国，在多种历史发展进化论模式之中，开始具有了贬义，封建与传统的宗法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发生了联系，成为前现代社会的一个代名词。晚清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将社会的进化描述为从蛮夷社会到宗法社会再到国家社会的历史过程，封建开始与宗法社会相联系，具有了负面性。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进入中国，封建社会成为在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普世性社会模式，近代中国被界定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从此封建更具有单一性的贬义。有关封建概念的历史演变，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赵士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18—119页。

[22] ［日］沟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论》，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67期，2007年9月。

[23]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18页。

[24] ［清］顾炎武：《郡县论一》，见《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页。

[25] 关于“以绅士为中心的管理型公共领域”，详细的论述参见拙著：《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章，第108—110页。

[26]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24页。

[27] ［清］顾炎武：《郡县论一》，见《顾亭林诗文集》，第12页。

[28] 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1页。

[29] 梁启超：《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3057页。

[30]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4—285页。

[31] 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养成》，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681页。

[32] 关于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参见［美］苏珊·邓恩：《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杨小刚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33] 杨度：《君宪救国论》，见刘晴波编：《杨度集》，第568页。

[34] 佚名：《论今日人心宜重古道》，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66页。

[35] 张朋园的有关研究表明，清末民初共有三次代议制议员选举，就选举的廉洁程度而言，一次不如一次。1909年的各省谘议局选举，多是上层绅士参选，风气尚正。民国以后，人人欲显身手，进入政坛，只问目的，不择手段。1913年的第一届国会选举，贿赂、舞弊比比皆是；1918年的第二届国会选举在安福系把持之下，更是公然买票，丑闻百出。参见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1—3章。

[36] 杨度：《君宪救国论》，载刘晴波编：《杨度集》，第573页。

[37] 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108—109页。

[38] 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112页。

[39] 参见［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宪法变革的原动力》，孙文恺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40] 参见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85—186页。

[4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第332—333页。

[42] 杨度：《君宪救国论》，见刘晴波编：《杨度集》，第580页。

[43] 张佛泉：《民元以来我国在政制上的传统错误》，见氏著：《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44] 梁启超：《专设宪法案起草机关议》，见《梁启超全集》，第4册，第2481页。

[45] 林志钧编：《远生遗著》，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5页。

[46] 林志钧编：《远生遗著》，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9页。

[47]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13—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