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国家富强背后的进化论（第5/10页）
这种浮士德式的新国民精神何以产生？严复和梁启超深受斯宾塞的影响，认为在于提高民德、民智和民力。德、智、体，在儒家学说之中本已有之，但在晚清启蒙思想家那里，不仅体力，连德性和知性本身也被视为一种“力”，一种具有生产力的能力，即所谓的“德力”和“智力”。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此有所区别：“具生利之力亦有二种：一曰体力，二曰心力。心力复细分为二，一曰智力，二曰德力。”[39]于是，民智、民德、民力的开拓，以后便逐渐演化为培育德力、智力、体力全方位发展的“新人”。在生存竞争的力的秩序之中，不仅知识是一种力量，连德性也是一种能力。德、智、体诸人格元素，最后统统归结为争取成为优胜者的生存能力。德性也好，知识也好，日益丧失其内在价值，一切只是从生存竞争出发，看其具有多少提高生存竞争力的实用价值。适者生存变成了能者生存或强者生存。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个人，来自斯宾塞的学说。斯宾塞心目中的个人，既非具有浪漫情怀的意志个人，也非追求眼前快乐的享乐主义的个人，而是一个具有能力的生物，是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充分发挥自己所有潜能的个人。这是一种能力主义的个人，是适应生存竞争时代的能者和强者。这种能力主义的个人也有自己的快乐。他的快乐既与世俗的享乐主义不同，也有别于传统的道德与精神之乐，是一种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精力得以充沛外溢之乐。斯宾塞对心目中的“快乐人”有一番生动的描绘：
他一觉酣睡到天亮，跳下床铺，一边穿衣一边唱歌或吹口哨，下楼时容光焕发，稍有刺激就会哈哈大笑，真是一位精力四射的健康人。他不仅意识到自己已有的成功，而且由于自己的能量、敏捷、多谋对将来也充满信心。就这样，他满心喜悦地开始自己那天的工作而没有丝毫厌腻之感；他每时每刻都体会到高效率工作带来的满足；回家时还有大量的剩余精力进行好几小时的休闲活动。[40]
好一个竞争时代的“快乐人”！他的所有自信、快乐都来自他的高效率和事业的成功。这正是新教运动之后布尔乔亚人格的典型写照。正如史华慈十分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斯宾塞虽然确信个人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最终受益人，但他所指的个人，“不是任何作为个人的个人，而是只有那些具有最高的德、智、体能力的个人，才将得到尊重。在他的信条中，决不尊重不称职者和失败者”。[41]在一个不相信眼泪、只问成功与否的生存竞争社会，真正得到尊重的不是多数失败者，而是少数赢家，这个赢家，被时代视为豪杰，视为创造时势的一代英雄。到了晚清，新的英雄豪杰代替了传统的有德君子，成为时代的人格象征。儒家学说之中本来有修身与经世两个实践的面向，但在晚清思想界，由于受到内忧外患的形势逼迫，虽然修身依然重要，但经世思潮已经占据主潮。为了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最重要的不是德性，而是能力；不是立德，而是建功。古代君子的德性具有客观性，来自超越的天命或天理，而英雄豪杰的成功究竟以何为本？梁启超认为：豪杰也有其凭借之道，这就是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公理和时势：“豪杰者，服公理者也，达时势者也。苟不服公理，不达时势，则必不能厕身于此数十人、数百人之列。”天下英雄，皆时势所成，“英雄者，乘时者也，非能造时者也”。[42]古代士君子的精英地位来自他们秉承天命，具有道德和文化的权威，而现代的英雄豪杰之所以影响天下，乃是因为唯有他们才能够通晓普世之公理，顺应时代之大势。这些具有“浮士德精神”的英雄豪杰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温良恭俭让的仁者，而是雄心勃勃、气势逼人的强者，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强大的竞争力和百折不屈的战斗毅力。梁启超在《新民说》之中，几乎用所有的篇幅，论述和打造适应新的竞争时势的英雄人格。
这种英雄人格后来迅速发展为尼采的强权主义的超人意志。1902年，尼采过世不及两年，便被介绍进中国，[43]后经王国维、鲁迅、李石岑、陈铨等几代知识分子的引荐鼓吹，尼采思想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界，一直是显学。尼采骨子里是一个价值虚无主义者，他一手推翻从古希腊到基督教的西方古典传统，断然宣布“上帝死了”，人类的一切善恶、真假都不再有客观的依据，只能凭借人本身来发现和创造。而这个人，不是芸芸众生，而是有着强力意志和生命创造力的超人。尼采的价值虚无主义和超人学说，对于正欲冲决一切传统网罗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他们从尼采那里惊讶地发现，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之中，所竞争的不仅是生存能力，而且是压倒别人的权力意志：“人生不是求生存，乃是求权力，支配人生一切的，不是生存意志，乃是权力意志。”[44]当传统的制度与文化礼崩乐坏，没有什么客观的价值可以依傍的时候，个人的意志便超越伦理和知性分外突出。尼采的权力意志人格，一反儒者的柔弱仁慈，具有强烈的企图心、扩张性和好斗力，用陈独秀后来的话说，便是一种“兽性主义”：
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45]
“兽性主义”自然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在清末民初，当传统的礼的秩序崩塌之际，由进化论所催生的力的秩序，不仅造就了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新的时势，也开始铸造一种由能者与强者为标志的新的国民人格。对力的推崇、对能力的赞许和对强者的膜拜，成为这个竞争时代最嘹亮的声音。
四、五四时代之大转变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年的王朝帝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新兴的共和国不仅以旧王朝的被摧毁为前提，同时也建立在旧文明的废墟上。以力为中心的生存竞争观彻底摧毁了古老文明的根基，而新的文明依然朦胧。各种军事、经济和社会势力借改朝换代的天下大乱之际纷纷崛起，社会出现了空前的无序和混乱，旧制度乘势复辟，大革命之后没有引来新气象，反而是国人无法忍受的天下乱局，所乱者，不仅在政治，也在人心。天下善恶不再分明，实力决定国是，也裁定是非。民初的中国成为一个以力取胜的蛮性世界。
历史进化论本来承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历史前景，通过竞争与淘汰而实现进步，最终从野蛮社会走向人类共同的文明社会。20世纪初有一篇文章这样讲：“今日之文明，亦莫不自淘汰来也。昔者野蛮与文明战而野蛮胜，今则文明与野蛮战而文明胜。文明之所以胜者，盖野蛮由淘汰而自尽，文明由淘汰而日新，而文明有不得不胜之道存焉故也。”[46]然而，大清帝国进化到中华民国，政治未见改善，反而引起更大的危机。竞争果然能够淘汰野蛮而趋于文明？事实上，早在清末，就有人对这种单线向善的乐观进化论提出怀疑，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章太炎，他认为，善恶苦乐是同时进化的，“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47]晚清以来，物质文明在进步，但各种各样的现实与人心之恶也在借势发展。最重要之恶，乃是放弃了道德制约，任凭力在世道横行。晚清古怪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对此有敏锐的察觉。他欣赏中国的清流派领袖张之洞，但对他提出的“中体西用”说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个互相矛盾的双重标准：“中国人就个人而言必须继续当中国人，做儒门‘君子’；但中华民族——中国国民——则必须欧化，变成食肉野兽。”辜鸿铭讽刺“中体西用”说是“道德上的耶稣主义”与“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古怪结合。他尖锐地指出：“当张之洞所教给中国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48]这话出自清王朝倾覆前夕，辛亥革命之后果然被这位众所不解的怪杰所言中。中华民国奠基失败，正是败在开国一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手里。不仅袁世凯迷信武力，连他的反对者亦是如此，武夫当国，势力当道，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一团漆黑。辜鸿铭对此颇为激愤：“真正的灾难，我说过，不是这场革命，而是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因为它意味着群氓已将整个中国踩在脚下。”[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