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个人、地方与天下认同（第11/13页）

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人，有了非常清晰的个人权利意识，也学会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声张自己的权利。但由于公共生活的缺乏，却缺少相应的义务感和责任感。人们之所以普遍缺乏责任感，乃与当代中国缺乏各种社会、宗教和文化的共同体有关。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摧毁了传统的家族、地域和信仰的共同体关系，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宗族和宗教的共同体有复兴的趋势，却无法在社会建制之中获得正当性地位，无法有效地组织起社会。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在人数上有很大的发展，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阶层，有市民而没有市民社会，有公民而没有公民组织。当国家从私人领域退了出来，而社会的公共领域尚未完全开放时，人们在私人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产生了个人权利意识，他们开始知道，我要什么，我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但相应的责任意识和义务感，反而迟迟未能落实。在民法所调整的私人领域里，人们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拥有的权利，而在公法所调整的公共空间，由于相应的公共权利的匮乏，所谓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流为口号。被各种瓦解了的共同体抛出来的个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人，实现了“以自我为中心”，却找不到与公共生活、公共社群的有机联系，因而也无从产生社会所需要的相应担当，于是成为了阎云翔所描绘的“无公德的个人”。

市场的残酷竞争，使得被解放了的个人，被抛到社会上，成为无所依傍的孤零零的原子化个人。这些个人失去了任何共同体的保护，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来自社会的压力，而所有的社会问题也被化约为个人的生存能力，让个人独自去承担。在1980年代，个人的独立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解放力量，而如今却成为了弱势个人不堪承受的巨大压力。在1980年代，个人的解放给人们带来普遍的解放感和兴奋感，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却蜕变为愈来愈强烈的焦虑和不安。唯我式的个人主义的出现，与确定性和安全感的消失有关。当各种充当保护者的社群都消解以后，人们唯有自我保护。大我崩溃的结果，便是小我的自我异化，小我变质为唯我式的、物欲的个人主义。

从古代到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有两种不同的关于个人的脉络：一种是小我与大我、物欲与精神平衡的个人，个人的意义最终要在更高的世界之中获得，从儒家的个人观到晚清与五四的个人观皆是如此；另一种是脱离了大我约束的个人，从杨朱的唯我式个人到近代市民阶层中出现的物欲主义的个人，个人之上皆没有大我，个人的真实意义建立在当下满足的享乐主义基础之上。在大部分的历史时间之中，这种物欲式的个人在社会的主流价值之中，都不具正当性。近代以后，大我不断地重新建构，日益世俗化，从天理、公理、人类、社会到现代国家，一一解体。这使得小我逐步失去了大我的规范，杨朱式的个人主义最终走上前台，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道精神景观。从历史反观现实，我们不得不问：假如个人主义社会真的是现代性的宿命，那么，我们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个人主义？

[1] 参见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39—261页。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79—95页。

[3] 参见［美］史华慈：《论中国思想中不存在化约主义》，张宝慧译，见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第28—42页。

[4] 余英时：《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见氏著：《现代儒学论》，第237页。

[5] 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30页。

[6] ［美］狄百瑞：《个人主义与人格》，见氏著：《亚洲价值与人权：从儒学社群主义立论》，陈立胜译，第25页。

[7] 参见［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第2—24页。

[8] 参见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第15—72页。

[9] ［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第53页。

[10] 余英时：《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见《余英时文集》，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11] 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第711—712页。

[12] 《孟子·藤文公下》。

[13] 《吕氏春秋·不二篇》。

[14]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见张汝伦编选：《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第86页。

[15] 在这两条主要的脉络之外，还有一个近代个人观念的支流，即章太炎所代表的、受佛学影响的临时性的“自性”的个人，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10章；姜义华：《章太炎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6章。限于篇幅，此处暂不讨论。

[16]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见朱维铮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第28页。

[17] 康有为：《孟子微》，卷一，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

[18] ［美］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王跃译，第211页。

[19] 关于梁启超的国民思想，参见拙文：《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20] 顾红亮将五四时期的个人想象，分为个性化的个人、人文化的个人、理智化的个人、意志化的个人和唯情化的个人五种类型，参见顾红亮、刘晓虹：《想象个人：中国个人观的现代转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1—121页。

[21] 参见周昌龙：《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见氏著：《新思潮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13—41页。

[22] 关于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阿里夫·德里克作了非常细致的研究，他指出：“无政府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个人哲学。”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0页。近代无政府主义的传统与佛教有关，在晚清经过章太炎的鼓吹与推动，到民国初年蔚成大潮，到了1920年代初，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成为思想界的两大显学。王汎森指出：“连胡适介绍的易卜生主义，其实也带有浓厚的无政府色彩。”见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见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