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国家建构中的地方认同（第8/9页）

从革命党这边来说，从晚清发动会党起义到民初借助地方势力对抗袁世凯中央集权，再到孙中山联合南方军阀搞护法运动，在国内依靠的基本力量大都是地方“土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到1923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重返广州，建立大元帅府，联俄容共，摈弃“法统”，开始将革命的阶级基础转向新知识分子，才从此如虎添翼，开创了后来国民大革命的新格局。在这其中，摈弃旧的“法统”，另立革命新“法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孙中山之前作为南方政府的领袖，其合法性来自临时约法和民二国会，而广州的非常国会议员基本是一批有革命倾向的旧士绅阶级，当孙中山决然与旧“法统”斩断，建立革命新“法统”的时候，势必要改组国民党，与旧士绅阶级告别，转而吸纳和依靠新知识分子——那些充满了青春活力、满脑子革命观念和激烈冲动的学生知识分子。随着黄埔军校的建立、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容纳，大批“游士”迅速聚拢到南方，汇集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

1926年的北伐战争，在一片“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歌声中开始，革命的目标就是割据四方的地方豪强和掌控中央权力的北洋军阀，这场由革命政党领导的、有革命意识形态感召力的北伐，因为有新知识分子的热情拥护和积极参与，并且动员起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工人，一路势如破竹，让各地的旧士绅阶级惊恐不已，在革命的高潮之中，两湖地区的土豪劣绅也受到了农民运动的巨大冲击。1928年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建立起一个苏俄式的中央集权党国体制。然而，北伐的迅速成功只是收编了各地的军阀与封建势力而已，这些尚有强大实力的地方军阀从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到山西的阎锡山、北方的冯玉祥等依然割据一方，并构成了对中央政府的挑战，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的不过是华东地区数省而已。正是在这一普遍的地方半割据格局之中，毛泽东建立了从井冈山到瑞金的工农武装割据，在几次大的围剿之中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

中国的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不同，后二者都是中央的革命，但20世纪中国的三场大革命，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到中共革命，都是地方对中央的革命，没有地方割据，就没有革命成功的可能。中央权力的式微，五代十国式的地方分裂，成为了革命发生与成功的基本条件。但这三场革命，从地方开始，目标都是获取中央政权，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宋教仁、袁世凯没有成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功了一半，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在内战与抗战的缝隙之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后在1949年建立了中央政权，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封建乱局。

然而，中央集权与地方主义的冲突，并没有得到终极性的解决。顾炎武所说的“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49]的古老难题，依然纠缠着后来的历史，没有制度的刚性结构，就无法解开“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死结。而一个既统一，又分权，既具有同一性的国家权力，又有地方自主性的平衡秩序，不仅是制度的安排，也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就是新“土豪”（市民社会）与新“游士”（知识阶级）的结合所形成的社会中坚力量。

[1] 关于西周时代的贵族，一般认为分为卿、大夫和士三个等级。士是底层贵族，效忠于采邑的主人卿大夫，其类似于日本的武士。根据雷海宗的解释，“卿大夫是对从政贵族的统称，卿与大夫有别，执掌军政事务的贵族称为卿，一般的从政者称为大夫”，见雷海宗：《国史纲要》，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2]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218页。

[3] 钱穆：《政学私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4] 参见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4、133、158页。

[5] ［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4页。

[6] 余英时：《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第195页。

[7]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29页。

[8] 参见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70—76页。

[9] 参见［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第4—16页。

[10] 参见［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第92—104页。

[11] 钱穆：《政学私言》，第42页。

[1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81、105页。

[13]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第333页。

[14] 关于乡绅与乡官的区别，参见王霜媚：《帝国基础：乡官与乡绅》，见刘岱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立国的宏规》第375—407页。

[15] 钱穆：《政学私言》，第43页。

[16] 参见［美］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美］玛丽·兰钦：《中国公共领域观察》，见［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7] ［美］斯科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刘北成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8年，第202—204页。

[18] 参见［英］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英］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教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见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41页。

[19] 杨国强：《晚清的绅士与绅权》，见氏著：《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

[20] 杨国强：《晚清的绅士与绅权》，见氏著：《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第112页。

[21]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