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第11/12页）

永历帝那封信里的话，成了吴三桂命运的预言：“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

顺治皇帝可以理解吴三桂在命运压迫下屈辱的投靠，也可以用混合着欣赏与蔑视的眼光看着他拼尽心力在大江南北为他卖命。但是，当吴三桂为了进一步讨好他而再一次扑向故主时，福临不寒而栗了。吴三桂做得太过分了，过分得连被效忠的对象都有些难以接受。一条噬咬旧主来取悦新人的狗能让人放心吗？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可以为功，更可以为祸。

当吴三桂从缅甸回来，马不停蹄地投入镇压云南当地叛乱之时，1661年，康熙皇帝继位了。

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和白山黑水中走来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规而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到了他这一代，爱新觉罗家族才真正弄明白了儒臣所说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关系。出于内心的道德信条，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奔抱理解态度，对于吴三桂为大清天下立下的汗马功劳，他也不存欣赏之意。对这位王爷的卖主求荣，他更是觉得无法接受。吴三桂为了久镇云南，经常故意谎报军情，夸大边陲的动荡形势，以保证朝廷继续供给他每年高额军费，这种用心也早已为某些人勘破。对这位功高权重的汉人王爷，康熙皇帝心底只有鄙薄、厌恶，还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

亲政不久的康熙皇帝在宫里柱子上悬起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藩的名字。那是困扰他的首要问题。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他必须用伦理纲常来整合人心，而任用叛臣作为帝国藩篱实在是不可接受的现实。三藩中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吴三桂。这个手握重兵的人是帝国内最大的危险因素。为了大清的江山万无一失，必须解决这个人，而要解决这个人，首先必须解除他的兵权。要解除他的兵权，就得撤藩。在他看来：“三藩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

刚刚二十岁的康熙说干就干，康熙十二年（1673年），撤藩的诏书送到了云南。

对吴三桂来讲这确实是当头一棒。云南是他苦心经营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他为满洲人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云南这块封地并非过厚的报酬。对此，吴三桂和顺治之间有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可是现在，刚刚继位的康熙皇帝却要剥夺他用半生的出生入死肝脑涂地换来的这点报酬，未免太让他难以接受。

兵权就是吴三桂的命根子。像吴三桂这样的叛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失去了道义的保障。他的所作所为已对正统价值系统构成了肆意挑战，使正人君子愤懑已久，而且，在军政上层生存了这么多年，他结交了许多朋友，也不可避免地树了许多敌手。一旦失去兵权，他的身家性命就会受到严重威胁。朝里多少人对他虎视眈眈！他之所以到处横行无碍，处处迎来满面春风，还不是因为兵权在握！朝廷催促撤藩的诏令一道接一道，面对年轻气盛的康熙皇帝一步步杀机毕现的举动，他好像别无选择了。吴三桂没想到康熙会这样薄情寡义，爱新觉罗家族会这样过河拆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看来竟是千古通义，历朝历代，概莫能外。可是，吴三桂实在不想再叛变了，叛变并不是他的专利。他原想在满洲人的庇护下安安稳稳地终此一生。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把三藩叛乱的罪责归于吴三桂，我却愿意为他开脱。如果不是康熙帝对吴三桂个人品质的深刻反感，不是他的年轻气盛以及超越祖业的雄心所驱动，叛乱本可以避免。如果康熙皇帝再老成一些，再等待几年，等已经六十二岁的吴三桂寿终正寝之后，再采取措施，本可用和平手段解决三藩问题，对中国历史造成的震动会小得多。

事实是，在康熙十二年九月撤藩诏下达之后，吴三桂经历了长达两个多月的犹豫彷徨。毕竟已经六十多岁了，吴三桂不再有当年“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锐气。明明大势已去，一向头脑清楚的他还在幻想皇帝能收回成命。可是，身边的幕僚们却比他清醒，他们日夜撺掇他起兵。智囊方光琛的进言一针见血：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

多年养尊处优的平西王现在又一次落入焦躁痛苦的抉择之中。他整夜失眠，动辄脾气大发。转眼到了康熙十二年岁末，宣诏的使臣又一次到了府中，平日温文尔雅的吴王爷头一次失去了自制。面对使臣的催问，开始还笑容可掬的他竟一下子“赤颊大骂”起来，他指着钦差的鼻子吼道：“吾挈天下以与人，只此云南是吾血挣。今汝贪污小奴，不容我住耶？！”

起兵势不可免了。

只是，难道反叛竟是他的宿命？

六十二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吴三桂又一次全身披挂。在练兵校场的鼓角齐鸣中，他纵马疾驰，连发三箭皆中靶心。虽然已是花发满巅，延陵将军风采依然，还是那么英武绝人！

吴三桂率领二十万人马又一次踏上了征程。一路上，风动尘生，杀气袭人。

十五

起兵之初，形势对吴三桂颇为有利。吴三桂手下的官兵都是百战之锐，能征惯战。在吴三桂的指挥下，他们很快就拿下了贵阳、长沙、岳州、成都、常德、衡州，一路克捷，所到之处，清军望风披靡。

吴三桂又一次饮到了长江之水。他亲临常德指挥，陈重兵于长江南岸，摆出一副汹汹之势。这时，吴军士气高涨，将领中有人主张立明朝后裔以收揽人心，有人主张疾行渡江全师北上，有人主张沿江东下，控扼江淮以绝南北粮道。可是吴三桂拒不表态。时间一天天过去，开始势如破竹的吴军仍在长江南岸按兵不动。

吴三桂自有他的打算。他想通过这个举动，向朝廷表明他并不是想真的反叛。他只是要保住自己应得的那份利益。他认为大军的一路摧枯拉朽足以吓倒未经世事的小皇帝。他派人给朝廷送去奏章，请求停战。同时，又转托西藏的达赖喇嘛为他向朝廷“说情”，示以“裂土罢兵”之意。

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康熙皇帝没有理由不妥协。

这个举动暴露了吴三桂的目光短浅。这正是他这个精明的投机者和真正的历史伟人之间的差别，也是注定他不能成大器的证明。他这样的人，在历史脉络的缝隙间可以游刃有余，却缺乏引导历史、创造历史的眼光和识度。武力有时可以决定一切，却不是无懈可击的论据。当他的努力和更多人的利益针锋相对时，他的英勇、精明、识略都成了礁石上苍白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