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朱元璋画像（第5/7页）

中国人不大习惯于平等合作，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自发成立的自治城邦。一个群体的构成，首要的条件便是权威的确立，而维持群体的稳定，则必须有效地消灭对权威的挑战。所以，朱元璋的诛戮功臣，是中国的权威型政治体系自我保护的一种反应，虽然血腥，虽然下作，但是并未受到传统史观的苛责，也不影响在传统史家眼中朱元璋一代雄主的地位，甚至正相反，它成了朱元璋雄图大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稳定作为最高政治目标的话，这一举动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保险系数最大的手段。

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中国人一定已经经历了无数代的相互欺骗、背叛、陷害和内争，过早成熟的智力和过于丰富的历史破坏了祖先们相互信任的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相互伤害的痛苦记忆。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两个并立的政权，谁也不能保证没有吞并对方的企图，谁也不能打消对对方的恐惧，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当然是强大起来，吞并对方。而一代代积存在血液中的记忆“漂流物”，使我们祖先的猜疑能力发展到极端，在汉语中出现了“斩草除根”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成语。一个王朝被灭掉之后，新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追索前朝皇帝的后代，务必干净利落地全部杀掉。相互防范、相互猜疑的心理发展到极端，几乎已经成了群体性心理障碍，因为总是用最坏的想法去推测对方心理，所以在心理上形成相互惊吓的共振效应，迫使人们以妄想狂的心态采取种种极端措施来消除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恐惧。甚至历史上最有人情味、最为宽容理性、最有人缘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同样的刽子手。在和自己的兄弟争夺王位胜利之后，为了确保自己王位的安全，他把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的那些无辜的孩子，一律杀掉。当然，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例行公事一般，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几千万言的《资治通鉴》对这件事只用了这样一句轻轻带过：“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生诛，仍绝属籍。”

就算有如此残酷的文化背景，朱元璋的所作所为还是太过分了，超出了常人的情度。他最为欣赏的楷模刘邦，在诛戮功臣这一做法上自然应该承担始作俑者的责任，但刘邦毕竟还事出有因，不管怎么说，这些昔日的功臣大都是自己先举起了叛旗。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是出于猜忌、阴暗，出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大明江山的安全而不择手段。他不害怕神降罪，也不在乎良知的谴责，更不顾及友谊、信义这些人世间美好的情感，视他人的生命如草芥，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可以大开杀戒。“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大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地杀，一家家地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面对这样疯狂的屠杀，整个社会却如一潭死水，逆来顺受。面对朱元璋荒诞无稽不堪一击的指控，面对一桩桩一件件赤裸裸的冤假错案，被屠杀者们保持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沉默。几乎没有人上疏抗议，没有人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措施。被牵连进去的就安安分分地受死，侥幸逃脱的则暗自庆幸白捡了一条命。吴人严德珉因病辞官，被朱元璋疑为不愿为所用，流放广西。朱元璋死后被赦放还。每说起此事，他都为朱元璋当时给他留了一条命而感激不已，总是北面拱手，连说“圣恩！圣恩！”

偶有几声不同的声音，却不是抗议，更不是批评，而是善意的提醒。被屠杀者们这时还是忠心耿耿地站在朱元璋的立场上，小心翼翼地向朱元璋指出，是不是杀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量屠杀，是不是没有必要？这样下去，有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天下无人可用，比如人们都不再愿意为朱家天下出力，“四方因之解体”。

这些沉默或者善意并不表明中国人麻木怯弱。相反，它恰恰说明了经历了数千年沉重历史的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人们知道朱元璋为什么举起屠刀，他们谁也不会天真到揭露朱元璋那些荒唐借口的地步。他们明白，抗议逃避或者哀求都不会有任何作用，只是浪费精力而已，而且很可能还会因此激起他更大的屠杀欲。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心里也完全认同朱元璋的逻辑，如果是他们处于朱元璋的地位，也很有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所以，这时唯一可行的步骤是以朱元璋之心为心，告诉他你杀我毫无怨言，只是向他证明这样并不利于你自己。这无疑是最聪明的做法。

中国历史最让人悲哀最让人无可奈何的，无疑正是我们祖先的这种近乎极致的聪明和智慧。

酷刑

早年的贫困，给了朱元璋磨炼和智慧，也给他造成了深深的心理伤害。贫穷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一种荣耀。他清楚记得父亲领着一家人，转佃四方，为了一张嘴，搬了一辈子的家。每觅到一家田主，佃来几亩荒地，一家人在土地上苦熬苦作上一年，算算收成，一多半是田主的租子。好容易把地侍弄熟了，多打一点粮，田主立刻就加租，不同意，就得领着一家老小继续上路。贫穷使得他在饥饿线上挣扎，贫穷让他们一家人如同几棵野草，不被人理睬，受尽践踏，孤立无援。这个毫无社会地位的家庭一次次受到地主们蛮不讲理的欺负，一次次遭到里甲胥吏们明目张胆的盘剥压榨，却只能忍气吞声，毫无反抗能力。十七岁上，一场大旱，这个在卑微屈辱中辛苦维持的家庭立刻土崩瓦解，几个月的时间一家里死了八口人，一家人几乎死绝了，剩下自己，茫茫大地上竟找不到一寸立足之地。

那时节，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自己活在这个世上，不但是多余，简直就是一种罪孽。在淮河两岸靠乞讨为生的四五年里，为了一口饱饭，他不得不厚着脸皮在豪门大户前一遍遍敲那连自己听了都觉得刺耳的木鱼声，忍受他人的毫不掩饰的轻蔑和厌恶。自尊心极强的他为了活命，不得不把这一切默默吞下。这些沉重而锋利的伤痛屈辱在他心中日积月累，早已化成浓黑浓黑的怨毒。他仇恨那些豪门富室，仇恨那些贪官污吏，甚至莫名其妙地仇恨一切过得幸福的人。

朱元璋的大屠杀对象中，有他的政敌，有他的潜在对手，也有他一时喜怒之下的牺牲品，最多的，还是那些中饱私囊的贪污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