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 件（第4/5页）

室中若无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

这些浅显易懂的宣传品听起来总有一种近乎哄骗的味道，就像拿块牛皮糖放在小孩子面前。功名取代了其他一切价值标准。不能不说，科举制客观上对健康人格起了极大的销蚀作用。

唐时的新进士们有一个奇怪的风俗，那就是及第之后，都必到平康里一游，平康里是个什么所在？“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进士郑愚、刘参等数十人，在春暖花开之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牛车，到名园曲沼，“借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隐”。细一想，这一风俗的形成也有它的逻辑。只有这样，才能释放掉他们精神上的长期重压。

只有修养有素的诗词功夫才能够帮助士子们比较妥帖地表达他们一朝得中的感受：

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

还有那首著名的绝句：“昔日龌龊不堪言，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昔日的龌龊、屈辱就在金榜公布的那一瞬间魔术一样烟消云散永不再来，昔日那个任人嘲笑污辱的落魄举子在魔术师的手中被变成了万人翘首的天之骄子。十几年或几十年压在头顶的巨大压力一下不见了，人是不是感觉有点失重？这样迅速的解脱，有时竟一时让人承受不了，范进的故事并非是离奇的杜撰。《江南余载》记载：宋开宝初年（968年），齐俞中了进士。传胪之后出了宫门，骑马走着走着，越想越高兴，突然在马上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制，最后一个倒栽葱，扑通一声，摔落马下，当时昏死过去。幸亏众人抢救及时，才转危为安。

落第后的凄楚心境同样只有他们的诗句才能准确表达。温庭筠在最后一次落榜后，写下了这首《春日将欲东归》，赠给新及第的友人：

几年辛苦与君同，得丧悲欢尽成空。

犹喜故人先折桂，自怜羁客尚飘蓬。

三春月照千山道，十日花开一夜风。

知有杏园无路入，马前惆怅满枝红。

温宪的绝句更加悱恻悲凉：

十年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

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

咸通年间与罗隐齐名的诗人罗邺的下第诗，在他所有诗作中大约最为真切动人：

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

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

在名与利这个巨大的漩涡面前，人性显得是那么脆弱。为了日夜梦想的成功，很多人放弃了一切。《旧唐书·李皋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李皋在受命知温州的途中，遇到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李皋见她可怜，上前询问。老人说她的两个儿子二十年前离家入京赴试，至今没有音信，她在家苦盼二十余年，如今年老体衰，无以为生，只得乞讨。李皋问及她两个儿子的姓名，不禁大为吃惊，这两个人他居然都认识，他们早就高中金榜，如今一个在京中做官，另一个在门下省任职！

人生的意义不再是你干了什么，而是你最终得到什么；人的价值不再是心灵的丰富，而是官位的高低。为了“鱼化龙”的最后一跃，一千多年间，这片广阔的大地上，曾有多少人终生投入这近乎无望的奋斗与挣扎，多少颗心曾因重压而濒于破碎，多少青春在灯下绝望地变成白发。如果感情有重量，可以称量和累积，那么通往考场的漫漫长路显然承载不起人们曾付出的沉甸甸的希望，承载不起人们曾收获的沉甸甸的失望。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广东省乡试，通往考场的路上颤巍巍走着一位老得看不出岁数的人，他已经浑浊的眼睛里流露的是一种残酷的固执，他是广东顺德县的一名考生，名叫黄章。在他前面，他的曾孙子高举着一个大红灯笼，上面映出“百岁观场”四个大字。这血红色的大灯笼堂而皇之地举在路上，分明有一种炫耀的气味，有一种对世人嘲笑眼光的肆意挑战意味，却也笼罩着一种不计一切的悲壮与无奈。他的生命显而易见已经所剩无几，就像一个赌徒只剩下最后一点点赌资，所以他也因此越发赌得无所顾忌。赌到这个份上，成功，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他最后是否中举，史书无载。

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福州人陈修进士及第。传胪唱名时，高宗发现下面跪着的，是一位老态龙钟、身摇手战的老头。皇帝问他多大岁数，回答说七十三了。问他儿女几个，回答说尚未娶亲。高宗嗟叹不已，开恩把宫女施氏嫁给了他，并且赏赐丰厚。不知作为帝王，面对这个投在他罗网中的可怜猎物精神上是否有些震动，也不知道七十三岁到来的婚姻对陈修的生命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以慰藉。不过总的来说，陈修他仍然是一个幸运者，仍然让千千万万人羡慕不已。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岂止白头。科举作为一种被人们的视觉误差放大了的机会，在人们的视觉天空永远熠熠含光。它有着一劳永逸的特点，一旦成功，一切付出似乎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补偿。于是，科举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项前仆后继的事业，一场世代相延的接力，在它身上体现出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式的坚韧。每个人不光是在为自己奋斗，他的肩上实际负荷着光宗耀祖光大门庭的重任。每次打开祠堂祭祖，士子们似乎都可以感受到墙上祖宗画像上忧郁的期待目光。当这个家族又一个男性婴儿降生之刻，他那痛楚的哭声里是否包含了对未来沉重命运的恐惧？

在这类家族故事中，宋代苏象先的版本则颇令人唏嘘。这位科举路上的成功者在《苏魏公家训》中向他的后代讲述了这个家族艰辛的奋斗历程。苏象先的先祖苏仲昌十六岁就通过乡试，但是会试却总是过不去。由于家乡路途遥远，他淹留京师三十余年，音讯不通。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他儿子苏绅从老家赶到京师应试，碰巧，和父亲住到一个旅舍，可是两个人在一起住了很长时间，却互不认识。后来别人从旁告知，父子二人才洒泪相认！

死后得谥“文忠”的晚清重臣李鸿章就是他那个家族中撞到辉煌的终点线的那一个。李氏“世耕读为业”，初“清贫无田”，到李鸿章高祖时，“勤俭成家，有田二顷”。虽然薄有产业，但是一个家族在地方上没有功名，就没有地位，“乡曲豪强屡见欺凌”，鸿章祖父李殿华立志要光大门户，发愤苦读。无奈时运不济，两次乡试均告失败。李殿华从此退居乡间，率子孙耕读，“足不入城市几五十年”，他承担起所有家事，让自己的子孙们专心学业，以求能有出类拔萃者。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说：“家督自有担承，细务概从推脱，是以毕志读书，专攻进取。”读书求进是他唯一的使命，但是李文安的科场之路也不顺利，数次乡试，都名落孙山。每次失利，对于身负几代重托的他都是重大的打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三十出头，李文安已是两鬓花白了。他常常借酒浇愁，赋诗自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