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第8/16页)
汉人的朋党之风是最令进关后的满族皇帝吃惊的政治风景。
朋党政治起源于中原政治的山头主义传统。加入某个山头,紧跟某个人,是在官场上混的必由之路。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社会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二者致命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政党是在台面上进行,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争辩较量。中国的朋党之争则是在台面下进行,双方表面上握手言欢,桌子底下却使绊子下死手。朋党政治囊括了中国人在恶性竞争中养成的全部恶习:没有规则,没有底线,没有道德心的约束。
朋党之政的特点用康熙的话来说,就是凡事“从师生、同年的利益出发,对敌则怀私报复,对友则互相标榜,全无为公之念。虽冤抑非理之事,每因师生、同年情面,遂至掣肘,未有从直秉公立论行事者。以至明季诸事,皆致废弛。此风殊为可恶,今亦不得谓之绝无也”。朋党之风亡了大明,可是在异族的统治下,汉人还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有时简直就是“为斗而斗”,一日不听点小道消息,不说几句别人的坏话,则茶饭不香。
满族皇帝们对汉人热衷于党争感到非常惊讶和不解。康熙皇帝曾感叹汉人党争时表现出来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说:“汉人好寻仇雠,或本人不得报复,其门生故旧展转相报,历数十年而不已。昔年山东、直隶、江南人俱以报复为事,朕犹记忆。”1691年11月,康熙皇帝绘声绘色地论及汉人相互倾轧的情态时说:“近见内外各官,间有彼此倾轧者,党同伐异,牵连报复。或者自己的仇人,而反嘱他人代为参奏,自己在背后做主使。或者意所欲言,却不直指其事(而是以他事),巧陷术中。虽业已解职投闲,仍复吹求不止,株连逮于子弟,颠覆及于身家。”言语之中,深恶痛绝之意毕现。
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把朋党政治列为前朝留下的头号政治恶疾,生怕这种政治癌症涣散了清王朝的统治能力。
(五)
作为鲜卑、女真和蒙古的继承人,满族皇帝们决心要比前辈做得更好。在清晰观察了满汉两种文化的优缺点的基础上,他们确立了自己对汉文化的方针,那就是:既入得进去,又能跳得出来。他们要把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中最精华的一面融合起来,如同锻钢一样,要保证碳和铁的比例,把自己铸造成硬度和弹性俱佳的极品好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合满汉如臂指”。
这就决定了满族人面对汉文化的态度:既吸取,又拒绝。他们要吸收汉文化中炉火纯青的专制统治经验和灿烂的文采风流,同时又要拒绝那些富于侵蚀性的缺点,比如务实能力差、窝里斗以及懦弱。对他们来说,拒绝在一定程度上比吸取还要重要。
为了防止满族武士丧失尚武气质,进关之后,他们采取了历代少数民族所没有采取过的决绝措施:实行满汉隔离。从龙入关的满族人被分派到全国二十余处战略要地,或者在旧城内划地居住,以界堆为标志,与汉人中间留出隔离带;或者在当地修建“满城”,与汉人完全隔绝。为避免他们“沾染汉人习气”,满城城门由驻防将军直接掌管,鸡鸣而启,鸡眠而闭,汉人无故不得入内。满人没有特殊任务,则不得离城超过二十里,否则以逃亡论处。不仅满汉不许通婚,满族军人死后,不论驻地满城在何处,都必须回北京旗茔安葬,其寡妇也必须回京居住。甚至如广州那样数千里之遥也不能例外。
皇帝们对保持自己身上的尚武精神更为警醒。与那些性喜端居的汉族皇帝不同,满族皇帝们以好动闻名。他们长年跋涉在外,不断地亲征、行围、巡视各地。他们惧怕皇宫中舒适的座椅软化了自己的骨骼,惧怕中原的美酒冲淡了遗传自祖先的热烈奔放的血液。
不要认为皇帝们都是旅游爱好者。在那个朝代,即使贵为皇帝,外出旅行也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传教士南怀仁曾荣幸地随皇帝东巡,从他的详细记载中,我们了解到皇帝的旅途远远谈不上舒适。在有些地方,由于没有道路,“皇帝、小皇子以及全体贵戚,不得不经常在泥水中徒步前进”。在这样艰苦的行程中,皇帝还要自找苦吃,“在近三个月的行程中”,皇帝“一日也不停留地追逐着野兽”。南怀仁有一天受邀参加了一次皇帝的猎虎行动,“同皇帝一道登高山,涉深谷”。他说,“在这样的激烈的活动之后,尽管过一段时间是有些适应,每当傍晚回到帐篷,我从马上下来,都是几乎站不住,疲惫不堪”。
担心丧失“国语”“骑射”的民族传统,是历代满族皇帝一个持续的焦虑。每一个皇帝都不断命令、号召、强调满族人一定要勤习国语骑射。从康熙的“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到嘉庆的“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其次则诵读经书,以明理治事为用”,这种强调几乎达到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程度。为了保持满族的军事优势,康熙帝频频举行秋弥大典。在行围过程中,对那些懦弱不前、武功不佳者严加惩罚,虽亲贵不免。雍正皇帝虽然本人武功不佳,但是对于保持满族人的武勇本色屡下严谕。为了保持祖先遗风,乾隆皇帝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最苛刻的一条是规定满族的高级大臣上朝时不许坐轿,只能骑马,以提高他们的骑乘本领。考察历史,我们发现,清代皇帝维护民族传统种种措施的坚定性、连贯性和有效性,都远远超出他们的先辈民族。
(六)
如果仅仅满足于保持了“清语骑射”之类外在形式,那么满族人比他们先辈民族不过是取得了量上的进步。事实上,满文化对汉文化的拒绝,更引人注目之处,是对汉文化核心精神的拒绝。
汉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守旧”。汉人头脑里的世界是一个已经被圣人之言烛照得一清二楚不再有任何悬念的世界。圣人浩如烟海的教诲如同一条条绳索,束缚了汉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到古人那里去找依据。如果在现实和“圣人之言”之间出现矛盾,那么错误的永远只能是现实。
满文化的核心精神是“现实”。早在关外,皇太极即说:“凡事莫贵于务实。”他说,读书必须“明析是非,通权达变”,不能“拘守篇章”。满民族之所以以一个边鄙之地的落后小族,成功征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