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二）（第7/12页）

行省的一般状况

这种悲惨的生活境况并非暂时，而是连绵数代，压力越来越重，地区则从塔古斯河直至幼发拉底河。早自公元前70年出版的一篇论文中就曾说道：“所有的社团都被毁了。”西班牙与纳波高卢——比较上说，这两地的经济还算是最勉强过得去的——也情况相似。在小亚细亚，即使是像萨摩斯岛[8]与哈利卡纳苏斯[9]这样的城镇也几乎全空。与自由的省民相比，合法的奴隶似乎是生在天国了；依照罗马政治家的说法，即使坚忍的亚洲人也厌倦了生活。任何想探测人的罪恶、堕落与不公之深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罗马贵人们的罪行以及希腊人、叙利亚人和腓尼基人的不幸。即使是罗马的政治家们也公然承认，罗马之名被希腊人与亚洲人深恶痛绝；有一次，位于黑海的赫拉克里亚的公民在忍无可忍之下把罗马收税员集体处死，这件事所引起的唯一遗憾是发生得太少。

恺撒与行省

当新的主人躬亲去视察他的“农场”时，财主们暗自讪笑。国王一向就成为无能的代名词，现在，确实需要一个有热情有能力的人将这个名称挽救出来了。以前的创伤是要由岁月慢慢抚平的，恺撒小心地任岁月执行它的任务，以免造成新的创伤。

行政系统经过彻底改造了。苏拉手下的总督，在他们任职的行省之内是不受任何控制的。恺撒手下的总督则是严厉的主人之下唯命是从的仆人；而这主人，由于集大权于一身，又为终身任期，比那年年更换的小暴君自然跟属民的关系更好，更自然。总督职当然还是分配予两个退休的执政官和十六个退休的次执政官；但由于统领直接指派的次执政官有八名，而总督的分配则完全由他一人决定，因此事实上总督等于是统领的赐予。

总督的职权也受到实际的限制。司法的监督与社团行政的管理仍操在他们手中，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却瘫痪了，因为所有的军事指挥大权都操在罗马城新的最高司令手中，何况总督身边尚有最高指挥所派下来的副将。可能即使在这时，税收的职责即已实际交由皇家官员执掌，因此总督自此以后受到助理部门的包围，而后者则由军事系统的法规或由更严厉的家法而绝对依赖统领。以前，总督及其会计官似乎是派至行省搜刮的盗匪，而恺撒的行政官则是助弱除强的。以前的护民官不但无用，而且为虎作伥，现在的总督及其部属则必须对公正而绝不宽恕的君主法庭负责。至于横征暴敛，恺撒在首任总督时期即曾严加限制，现在则更为严厉，甚至有超过明文规定之处；而税吏，如果胆敢肆行不公，则依照当时惨酷的家法重新被他们的主人降为奴隶。

公共负担的缩减

特殊的公共负担被缩减为正当的比例，并限于实际的需要，一般的负担则做实质减轻。对于税法，除了前面提及的广泛规定以外，使省民受惠最大的是以下几项：减免税的范围扩充；直接税的普遍降低；十一税的制度限于非洲与萨丁尼亚；在直接税的收取上，完全免除中间人。恺撒是否追随他伟大的民主派先驱塞多留，使属民免于安置驻军的负担，是否坚持军队必须自行建立永久性的兵营，现在无资料可以证明。但他绝不是那种任属民受军人宰割的人，至少在他从谋位者成为一国之王以后绝不是。他的政策继承人就建立了这样的兵营，这是跟他的精神完全相符的；这些兵营继之成为城镇，在面对蛮族的边界连接成保卫意大利文明的防线。

对罗马资本的限制

要遏制官吏的不法行为固有困难，但要使省民从罗马人的资本压榨下解脱出来则更为困难，因为要打破罗马资本的力量，需采取一些措施，而那些措施却可能比罗马资本更为危险。就目前而言，政府只能铲除滥权事件（如禁止为金钱目的而使用政府使节之名位），用一般的惩罚与高利贷法——此法也用之于诸行省——来打击暴虐行为和高利贷。但要想使省民从罗马人的资本下解脱，最根本的办法是用更佳的行政来恢复省民的富裕生活。

为减轻某些省份无还债能力者的压力，以往曾订过数次临时性法规。公元前60年，恺撒任远西班牙总督时，曾划定债务人收入的三分之二归债权人，以此还债。鲁西乌斯·卢库卢斯任小亚细亚总督时，也曾直接取消部分利息欠款，因为这利息达到了过分的程度，其余部分则由债务人土地生产的四分之一以及由房租的自然增值或奴隶的劳力偿还。恺撒在内战以后于各行省是否采用类似的还债法，吾人则未有明确资料。但从已述的事实和他在意大利所实施的办法观之，几乎可以确定恺撒会向这个目标努力，或者，至少这会形成他的计划的一部分。

如此，当这个统领以人类能力所及的范围，减轻省民所遭受的罗马行政官与资本家的压迫时，我们也可以确定这具有新生命的政府会吓退边区的蛮族，驱逐海陆的盗匪，正如旭日驱散朝雾一般。旧伤无论仍旧如何痛楚，这些痛楚的人民却因恺撒而见到了一个可以忍受的时代之降临，那是数百年来第一个明智而人道的政府，其和平政策是源于力量，而非源于懦弱。无怪在这位伟大的解放者灵柩前最痛苦悲愤的，除最好的罗马人外便是这些属民了。

希腊—意大利国度的肇始

但这些腐败滥权的扫除仍并非恺撒省政改革的主要目标。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依照贵族派与民主派人士的看法，行省只不过是罗马人民的农庄（事实也以此称之）。但现在这种看法过去了。作为罗马人农庄的行省要逐渐消失了，以便为新生的希腊—意大利国度准备一个更新、更宽敞的家，整个的组成部分没有任何一部分是为其他部分而存在，而是每一部分均为所有的部分存在，所有的部分也都为每一部分存在。这新生的家之新的存在状态，那更新、更广阔、更灿烂的国家生活，其本身就足以克服举国的悲哀与错误——而这是旧意大利无能为力的。

其实，谁都知道这些观念并不是新的。意大利向各行省移民，数世纪来就在实施（尽管移民者本身并没有意识到），以便为广阔的意大利铺路。第一个有系统引导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半岛之外定居的人便是盖乌斯·格拉古——罗马民主君主制（民主专制）的创始者，阿尔卑斯山北的征服之构划者，迦太基与纳波殖民地之建立者。第二个罗马民主政治天才昆图斯·塞多留则开始引导西方蛮人接受拉丁文明，教导高阶层的西班牙青年穿罗马服装，敦促他们说拉丁语，在他于奥斯卡所立的训练机关取得较高的意大利文化。当恺撒建立政府之际，各行省与保护国已都有数目相当多的意大利人，只是并不很稳定与集中。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除西班牙的正式意大利城和南高卢之外，塞多留与庞培在西班牙曾召集过多少军团，恺撒在高卢，朱巴在努米底亚，立宪派在非洲、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与克里特又曾召集过多少；拉丁的七弦琴（当然是音质尚差的）早在塞多留战争时，就如何在科尔多巴的诗人们手上歌颂着罗马将军；而在恺撒死后出版的希腊诗译作——由最早的非意大利籍著名诗人，阿尔卑斯山北高卢的奥德之普布利乌斯·特伦提乌斯·瓦罗译成——又如何优美，由这些就可知意大利人在各省的人数之多与意大利文化之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