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地 权（第2/4页）

身居市井，亦令虚额出租者。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皆与职田相似。要之，官税轻而私租重，官乃自为地主，效私家之收租而已。故曰：官自为豪强事兼并也。

永业田等定制外，权贵之特蒙赐与者亦多。杨素平江南，赐公田百顷，已失之厚；后为独孤皇后陵，又赐田三十顷，则更为无名矣。犹曰：素久居权要也。来和，徒以善相术，开皇末上书自陈，言龙潜时已知高祖之贵，亦赐田十顷，此岂恭俭者之所为邪？炀帝幸榆林，还过张衡宅，赐宅旁田三十顷，自更不足责。唐世则李 来降，给田五十顷。李子通降杜伏威，伏威送之京师，赐宅一区，田五十顷。元结曾祖仁基，从太宗征辽，以功赐宜君田二十顷。刘幽求，睿宗立，赐良田千亩。让皇帝既让储位，赐奴婢十房，上田三十顷。田悦将符令奇，悦叛，命子璘降唐，见杀，赐璘晋阳第一区，祁田五十顷。皆其较厚者也。《旧书·于志宁传》：尝与张行成、高季辅俱蒙赐地。奏曰：“臣居关右，代袭箕裘，周、魏以来，基址不坠。行成等新营庄宅，尚少田园。于臣有余，乞申私让。”高宗嘉其意，乃分赐行成及季辅。《新书·李袭志传》：弟袭誉，尝谓子孙曰：“吾性不喜财，遂至窭乏。然负京有赐田十顷，能耕之足以食；河内千树桑，事之足以衣。”《柳宗元传》：宗元诒京兆尹许孟容书曰：“城西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殖，今已荒秽，恐便斩伐，无复爱惜。”《牛僧孺传》：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可见士夫于先业，守之颇笃。夫其守之弥久，则平民之得之愈难矣，而在势者又乘时豪夺。杨素，《隋书》传言其贪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唐李憕虽称忠义，然《旧书》传言其丰子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郑岩，天宝中仕至绛郡太守，入为少府监，产业亚于憕。《新书·卢从愿传》：数充考校使，宇文融将以括田户功为上下考，从愿不许，融恨之，乃密白从愿盛殖产，估良田数百顷。玄宗自此薄之，目为多田翁。后欲用为相屡矣，卒以是止。融或不免要功近利，从愿亦终为鄙夫也。太平公主，田园遍于近甸膏腴。李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元载，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宋彦筠，良田、甲第，相望于郡国。将终，以伊、洛间田庄十数区上进。彦筠入城都，据一甲第，因微忿杀其主母，事见第三节。自后常有所睹，心不自安，乃修浮屠以禳之，故临终有此举。刘弘病，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顷，曰：“使贤，固不藉多财，即不贤，守此可以脱饥冻。”余悉散之亲党，则为贤者矣。王绩、陆龟蒙，号称隐逸。然绩有田十六顷，在河渚间。又有奴婢数人。龟蒙居松江甫里，亦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虽曰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常苦饥，身畚锸茠刺无休时，然又能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其所占地，亦不为少矣。甚者如《新书·宦者传》言：玄宗时，中人占京师甲第、池园，良田、美产什六；民复何以自业哉？长孙无忌族叔顺德，太宗时刺泽州，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占部中腴田数十顷，夺之以给贫单。贾敦颐，永徽五年（654年），迁洛州刺史。时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旧书·良吏传》。《新书》云：举没三千余顷。案此租庸调法存时，多占犹为非法也。两税行而此意尽矣。此等人盖不多遘矣？隋文帝时，苏威立议，以为户口滋多，民田不赡，欲减功臣地以给民。王谊奏曰：“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士，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如臣所虑，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寝威议。人田不足不患，岂知治之言乎？

《新书·罗立言传》：迁河阴令。始筑城郭。地所当者，皆富豪大贾所占。下令使自筑其处。吏籍其阔狭，号于众曰：“有不如约，为我更完。”民惮其严，数旬毕。民无田者不知有役。合天祐二年（905年）之诏观之，知城市中地，亦均为豪富所占矣。

寺观亦为占地者之一。《旧书·王缙传》言：代宗时，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是也。此乃京畿之地，又直君相崇信深挚之时，寻常自不能然。《新书·食货志》：武宗废浮屠，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以口除田，人得一顷余，似亦与平民相去无几。但人民受田，徒有空文，即得之亦须赡一家，而僧徒则徒以奉一身，则即以占田论，所享亦倍蓰于民不翅矣，况又得坐享布施乎？此度牒之所以贵欤？

多田者或不善经营。如《旧五代史·世袭·李从 传》，言其汧、陇之间，有田千顷，竹千亩，恐夺民利，不令理之，致岐阳父老，再陈借寇之言是也。此言即实，亦系罕遘之事，寻常则取之甚酷。陆贽均节赋税之奏曰：“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人擅相吞，又无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货其种子，贷其田庐。终岁服劳，日无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足。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此？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其剥削之情形，可以想见矣。

《通鉴》：宣宗大中十年（856年），上以京兆久不理，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郑光庄吏恣横，胡《注》曰：庄吏，掌主家田租者也。积年租税不入。澳执而械之。上于延英问澳。澳具奏其状。上曰：“卿何以处之？”澳曰：“寘于法。”上曰：“郑光甚爱之，何如？”对曰：“陛下自内廷用臣为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积弊，若郑光庄吏，积年为蠹，得宽重辟，是陛下之法，独行于贫户，臣未敢奉诏。”上曰：“诚如此，但郑光殢我不置，卿与杖，贷其死，可乎。”对曰：“臣不敢不奉诏。愿听臣且系之，俟征足乃释之。”上曰：“灼然可。朕为郑光故挠卿法，殊以为愧。”澳归府，即杖之。督租数百斛。足，乃以吏归光。《新书·澳传》云：帝问其故。澳具道奸状。且言必置以法。帝曰：“可贷不？”答曰：“陛下自内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画一法独行于贫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为输租，乃免。又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衡山指挥使廖偃，与其季父节度巡官匡凝谋，率庄户及乡人悉为兵，胡《注》曰：佃豪家之田而纳租，谓之庄户。与彭师暠共立希萼为衡山王。观此二事，知当时所谓庄者，亦颇足为政治之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