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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似乎都接受了这个估测的数字，尽管其实存在更好的计算办法——只需要用无敌舰队驶离里斯本时已知的军力减去 No. 180 文件中舰队返回港口后残剩的船只总数即可。由 Fernández Duro、Herrera Oria 和 Hume（Cal. Span., IV）付梓的另一些文件也暗示了继续深究的路径。
一份更加准确的清单也许是这样的——10 月 10 日左右已损失的船只如下：
3 艘加莱赛战船，一艘在 Calais 搁浅，火炮幸得存留，另一艘在爱尔兰海岸沉没，还有一艘正在 Le Havre 修缮，稍后安全返航。
一艘加莱桨帆船在 Bayonne 沉没。
20 艘（F. D. 声称有 26 艘）盖伦帆船和其他大型船舶的结局如下：一艘在 Le Havre 搁浅，火炮和货物得以保存；两艘在海峡中被英国人夺走；两艘被荷兰人从海滩上掠去；5 艘在经过 Gravelines 后沉入北海，当中包括 3 艘黎凡特武装商船；10 艘在爱尔兰周边水域遗失，其中有 5 艘黎凡特商船。唯一的不确定性在于遗失的究竟是哪些黎凡特商船，尽管这样，这里也只有两艘船的船名不能确定，其中一艘的失踪地点是在北海上，另一艘则在爱尔兰。
11 艘霍尔克船。（F. D. 认为有 13 艘，但是他的清单中有一艘船David，早在 7 月 13 日便在报告中表示不宜执行任务，后来果然未能出海，另一艘叫Falcon Mayor，后来在返回汉堡的途中被英国人在海峡内擒获，那时已是 1589 年 1 月，见 Laughton, II, 386。）
这 11 艘霍尔克船中，一艘在炮击中损毁，后于北海沉没；两艘在苏格兰周边的 Fair Isle 和 Mull 失散，继而又有两艘我们知晓名字的霍尔克船在爱尔兰海岸不见踪影；另一艘船的失事地点在 Devon；还有一艘则在 Brittany。余下的 4 艘船命运实难卜测，它们中的某一些，或者全部，可能要么在爱尔兰海岸倾覆，要么已经葬身汪洋。不过另一方面，它们亦可能早已像Falcon一样踏上了归程，只不过没有载入记录罢了。这 4 艘船中的两艘也许先前追随的是 Juan Gómez de Medina，那时他们的旗舰El Gran Grifon在 Fair Isle 遇难。既然 Juan Gómez de Medina 之后向东逃亡，另外两艘霍尔克船又属于德意志人，它们确实有可能就此踏上返乡的归途。没有人曾经就这 4 艘霍尔克船的下落做过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但是即便没有记录存世，也不能证明它们已经不在世上。
20 艘小型船舶（扎布拉船或帕塔耶船）也随无敌舰队一道从里斯本出发，并且在 9 月 22 日至 10 月 10 日期间未曾留下返航记录，所以 F. D. 称它们都已“失散，命运未知”。这很荒唐。就我们知道的情况而言，一些小船已经携带信件返回了西班牙，另一些则同样带着邮包被派往 Dunkirk 寻找 Parma 去了，而且就此留在了当地，有 5 艘这类小船——之前把英军的引火船拖去岸边的那两艘就包括在内——后来在 Calais 停泊至 11 月，Mendoza 可以证明这一点。轻帆船总是往来穿梭，一旦得到某个分队的差遣并且达成任务，便会得到薪酬或是新的工作任务。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有许多这类船舶在无敌舰队一役中沉没或遭到抛弃。除了两艘葡萄牙的扎布拉船——它们得以全身而退——其他船只全都太小，不适合作战，何况它们比体型较大的船只更加快速、灵便，在适航性方面丝毫不落下风。纵然我们把 F. D. 的论断“20 艘船失散，命运未知”缩减为 10 艘，也仍然有言过其实之处。
故此，无敌舰队损失的船只至多包括：31 艘帆船（而非 41 艘）、充其量 10 艘轻帆船（而非 20 艘）、2 艘加莱赛战船（而非 3 艘）、1 艘加莱桨帆船。共计不超过 44 艘（而非 65 艘），真实的数字还有可能再少上五六艘乃至一打。
可以两相抵消的一点在于，人们应当记得返回故土的船只的糟糕状况。许多船只因为英军的炮击而创痕累累，未来已经不再适合服役。
本章中有关 Howard 和 Medina Sidonia 的评判得到了 J. A. Williamson 的权威著作The Age of Drake, pp. 304-334 passim 的支持。文中对于 Howard 的品评引自 T. Woodrooffe 的The Enterprise of England一书。Woodrooffe 对 Medina Sidonia 也有一番持平之论。
在 Williamson 的翻案文章出现之前，对于 Medina Sidonia 声誉的攻讦主要来自无敌舰队相关文件的第一位西班牙编纂人 Cesáreo Fernández Duro，然而其中充斥着令人好奇的乖谬之言。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十足完美的编者，Fernández Duro 还是值得钦佩地奉献了一部不可或缺的资料集，随书附带的评论也常常颇具价值。但是在论述无敌舰队的指挥官时，他却只是一次次重复着毫无根据的谰言，诡谲的是，其中的一些实则源于英吉利，而且由他编订印制的可信文献已经足以对谣传予以驳斥。现代西班牙学界也试图进一步还 Medina Sidonia 以公平。尤其参见 Duque de Maura 的El designio de Felipe II，该书乃是以公爵的私人文件为基础撰写而成。
第 32 章
在众多外交界人士中，我主要依凭的是 Canestrini 的Négociations, IV, 842-853（Blois, 24 and 31 Dec.）中 Dr. Cavriana 的内容，以及 Morosini（Vat. Francia, XXXVII, also “Relazione di quel ch’é successo in Bles”in Francia II, fol. 153 ff.）的记载。Mendoza 的叙述要简略、模糊得多。
在回忆录作者和编年史家中，我主要依靠 l’Estoile、D’Aubigné、De Thou 和 Palma Cayet 的作品；还有收入Archives Curieuses, XII 中的文件。Wilkinson 列举了大量涉及谋杀吉斯事件的同时代小册子作品，它们中的多数收录在 Bib. Nat.中，不过没有一部值得寄予过高的信任。
第 33 章
外交界人士的记载见上文；历史学家的作品见第 7 章注释。
第 34 章
主要参见 Nichols、Dasent 的作品和收入C. S. P. D.的文件。在论述英军对里斯本的袭击和英西交战后续进展的作品中，最具信息量、持论也至为公平的一部著作——假如不是同时在可读性上也出类拔萃的话——仍然当属 Edward P. Cheyney 的England from the defeat of the Armada to the death of Elizabeth, 2 vols.（London, 1926）。
另请参阅文献通释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