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朋党们：最后的救赎，或者死亡之舞（第5/5页）

天启皇帝的病情日益沉重。八月二十二日，年仅二十二岁的朱由校驾崩，谥号为熹宗。由于膝下没有皇子，朱由校在临终之前将皇位传给十六岁的弟弟朱由检。朱由校对朱由检说：“皇后德性幽闲，你为皇叔，嗣位以后，须善为保全。魏忠贤、王体乾等，均恪谨忠贞，可任大事。”

面对朱由校的临终遗言，朱由检虽然表面上答应，可他的心中早已有了自己的主张。

因为朱由校没有儿子，所以这种兄终弟及的安排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野史中也有另外的说法。据《先拨志始》记载，天启皇帝逝后，魏忠贤等人故意密不发丧，准备让某妃假称有娠，而以魏良卿的儿子顶替，做一个孺子皇帝。这件事不可能绕过张皇后，于是魏忠贤命人对其委婉劝讽。但张皇后却说：“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等死耳。不从命而死，可以见二祖列宗在天之灵。”由于张皇后的坚持，魏忠贤一伙儿的奸计最终没有得逞。

魏忠贤对天启皇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全身心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然向自己逼近。他知道新皇登基以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也许自己不会再有以前的风光。可是凭自己对皇家的一片赤胆忠心，他相信自己能够得到新皇的信任。

从这一点上来说，魏忠贤只能算是一个权力狂人，而不是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比他要明智得多。在天启皇帝病重期间，就已经有人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此来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限。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由此可见他在政治上是多么迟钝。

信王朱由检最终还是进入了皇宫，并于二十四日于中极殿即位，接受帝国文武百官的朝拜，宣布明年改元“崇祯”。这位不满十七岁的小王爷就这样成了下一任新皇帝，一个亲手敲响帝国丧钟的皇帝。

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论排行是光宗的第五子，但光宗的七个儿子有五个早殇，长大成人的只有天启与崇祯两位皇帝。

和天启皇帝一样，崇祯也是幼年失恃，生母刘氏很早就故去。幼年的崇祯帝自小由光宗的宠妾李选侍监护。“移宫”事件后，李选侍失势，小崇祯又被移交给另一位李选侍看护，当时只有十岁。（“移宫”中的李选侍人称“西李”，后封康妃；后来监护崇祯帝者则称“东李”，后封庄妃。）他于天启元年受封为信王。依照明朝祖制，宗室贵族是绝对不可以干预朝政的，因而这位少年亲王在天启朝的政治斗争中几乎无声无息。

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帝王。崇祯皇帝朱由检是一个对帝国事业有着强烈责任心的皇帝，他上台后一门心思要挽救危机四伏的大明朝。对于阉党集团在帝国权力系统内的只手遮天，他痛恨到了极点。刚上台时，他慑于魏忠贤的巨大权势，只能装出一副敬畏的样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崇祯皇帝决定动手了。他示意帝国官员新一轮的倒魏风潮已经到来，这为那些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打开了一道缺口，于是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而来。

崇祯皇帝是一位既有相当能力又十分热衷政务的皇帝，他与哥哥朱由检的不同之处就是对权力的掌控。崇祯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权力代理人，这也就断绝了魏忠贤集团的权力根基。在天启时期，魏忠贤代天启皇帝掌权并不是争权夺权，而是基于一种默契。皇帝不喜欢处理政务，魏忠贤为主分忧，君臣之间并无明显的矛盾冲突。

这种君臣默契到了崇祯皇帝登基后就被完全打破。对于不需要政治代理人的崇祯皇帝而言，拥有全面实际权力的魏忠贤和与代理人政治相适应的整套政治格局都意味着对天子神圣权力的剥夺。所以，崇祯皇帝一上台，就已经无可避免地和魏忠贤集团形成了尖锐对立。这是一种“天无二日”式的对抗性冲突，只有一方消灭了另一方，矛盾才能解决。回过头来看，立一个婴儿皇帝继续代理人制度，才是魏忠贤体制维持延续的唯一可能。可惜阉党中缺乏有远见又有魄力的人才，机会白白失去了。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一，崇祯皇帝发布文告，宣告魏忠贤是帝国的大恶之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一声令下，前朝老仆魏忠贤听话地卷起铺盖，到凤阳祖陵去守陵了。然而，皇帝的“姑置凤阳”只不过是句客气话，算是给先帝留个面子，他怎会真的养虎遗患。封建政治历来讲究斩草除根，魏忠贤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条。仅仅过了五天，魏忠贤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后，就在南行路上绝望地上吊而死。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枭首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