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天子脚下的幸福生活（第7/7页）

如果认真归类，这固然是官场腐败的一部分，但是混迹官场之人，似乎还没有听说谁会拒绝这笔小小的“灰色收入”。因为数目不多，面积太广，人们受之坦然，实际上这只是清代官场诸陋习之一。

即使那些生财无门的清贫官，逢年过节，也要想尽办法给自己的座师等人送上节日红包。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京官都在张着欲望的大口等待送上门的馈赠，其中的清廉者也不是没有，不过太少。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计算，自己并不是一个见钱眼开之徒，也不是一个官迷。可他们总要为属下着想。

古代做官，裸官者很少，基本上都是组团赴任。屁股后面跟着家丁、童仆、跟班等等，他们大老远跟着你千里赴任，不是观光旅游，而是为谋生计。还有那些鞍前马后为你服务的书吏、衙役、门子，他们也是为了能跟着你风风光光，狐假虎威捞油水。就算京官自己不要一分钱，你又怎能让人家一分不取？如果官员都去学了海瑞，他们也跟着吃不起肉，官员身边早就没有一个帮手了。

李慈铭在自己的日记里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能够扯上关系。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去攀附，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光绪十三年，李慈铭所得的这一类收入总共是418两。

我们再来看一看印结银，这项费用又是从何而来？清代各省人士到京城办理捐官等事宜，要请同乡京官证明其申请材料（身世、履历等）所说情况属实，为此需要一份盖印的保结文书—印结。这个印结不是白拿的，而要花钱去买，所花的银子就是“印结银”。李慈铭在这一年得到的“印结银”达346.1两，算是比较多的一年。

李慈铭在这里吃的是灰色收入，也称为“陋规”。官场陋规是按照权力和权力关系来设计和实施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同时存在着陋规，而与对方级别无关。在李慈铭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除去那些在编不在岗的（候补京官），光是在职的京官就有近6500人。

李慈铭在当时是个正五品的郎中，在他上面还有四个品级，下面也同样有四个品级，而正五品刚好处于九品官制的中央地带。

洪振快先生在他的《亚财政》一书里就以李慈铭为例子去推测京官集团在一年时间里所收受地方官馈赠礼银的总额。按照李慈铭在光绪十三年里的收入来推测，剔除那些实物型礼物，也不算绝大部分官员都没有的特殊工程项目，只算馈赠礼金、印结银和乡贤祠外官捐银（即团拜银）等项目的真金白银，这三项合起来就是962.1两。这个数字作为所有京官平均每年收受的工资外收入应该是不算太离谱的。

如果我们以这个数字为基数，6500名在职京官收受的灰色收入竟达到640万两白银。这可就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数目了。

李慈铭一年20万元（折合人民币）的收入的确使他幸福得像花儿一样，而事实上，他在日记里走了两个极端：一边在哇哇地哭穷，一边又在日记里炫耀着自己在京城里的幸福生活。

京官哭穷，难免会让人生出疑惑。要知道那些京官基本上都是文人出身，其中“为赋新词强说愁”者不在少数，能够不抹辣椒水就哭出眼泪已经算是对得起观众了。这样的京官既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个圈子又形成了自己的习气和做派，而维持这样的生活习气和做派，俸禄肯定是不够用的，这就要求京官们开动脑筋，想出突围的办法。办法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外任，二是办差，三是接受外官礼银，四是贪污受贿。

与收入相对应，李慈铭本年度的支出高达2000两银子，基本上是收支平衡，而能略有盈余。从其支出项目来看，李慈铭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消费中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各项花费不过是250两银子，只占到总支出的八分之一。

如果我们把这些支出视为消费结构中的生存消费，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其实并不高，对李慈铭来说没有任何压力。

从李慈铭的账目支出中可以看出，像他那样的京官是普遍存在的，他的支出有很大一部分花在享乐性消费上。他用于馈赠上级等社会交往花费200两，在外面消费时打点的小费（犒赏）100两，与朋友饮宴花去160两；到戏园子听戏（娱乐）消费60两；购书花去200两；买妾花去180两，还有其他30两。京官的生活，几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李慈铭的日记中载，自己一年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百余两。而他对自己下的定论是，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算大。按这种逻辑，如果交际圈子大，不知还要到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