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宦官的突围路径（第7/8页）

明摆着贴钱的买卖，可又无权拒绝。因为到了万历皇帝这里，开矿成了一项政治任务。太监成了皇帝的权力经纪人，替皇帝去开矿捞钱。主奴之间达成了利益分肥的默契，官员即使心里有话也说不得，皇帝根本听不进去他们的建议。

等到矿监陈奉深入地方后，那些试图发动本地名流和民众去堵“抽水机管道”的地方官员就成了宦官打击报复的对象，其罪名就是“阻挠开矿”。我在前面说过，宦官本身是不具有正式权力的。他们的权力主要还是皇帝给的“马甲”，一个聪明的宦官，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纳入到皇帝的权力屋檐下。

陈奉就是这么干的，开矿是皇帝交办的政治任务，那么部分地方官员和老百姓阻挠开矿就是反对皇帝。这个大帽子扣下来是要人命的，这种动辄上纲上线的做法是官家社会的通用规则。

湖广部分官员于是想委托科道官员告御状来达到攻击矿监的目的，可毫无效果。明神宗对官员这种没完没了的奏章感到非常不耐烦，他曾经很多次地谴责那些提交报告的科道官员，迫使他们提出辞职。而对于陈奉递交上来的弹劾当地官员的报告，他都会认真对待，要求内阁及时拟定处罚措施。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科道官的御状是递交到明神宗手里的，御状的措辞激烈，矛头直指陈奉这些矿监，这就等于在攻击万历颁布的“新政”。皇帝虽然没有处罚上疏的科道官员，却给地方官员安了个勾连京官以党争祸国的罪名，通过处罚地方官来发泄对科道官员的愤怒。由此，湖广官员就这样卷入京城的党争，也沦为万历皇帝和科道官员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权力集团内部斗争的同时，民众的参与也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因为在那样一种制度下，采矿和管理矿产的官员都是皇帝最可信赖的人，皇帝的信赖就意味着权力之源取之不尽。陈奉这些矿监从京城空降地方，虽然在地方上没有权力基础，但却可以动用公权力来强迫当地民众几乎无偿地为他挖矿，也可以不给当地支付任何成本而将矿拿走，一些“基础设施”都是地方贴钱，占用地方资源。

在皇权的打压下，地方官员的权力指数急剧下滑。为了头上那顶乌纱帽，地方主要官员也不得不依附于矿监，这样就等于放权给矿监税使，“陈奉们”越加大对地方压榨的力度，民众对地方官府就越不满。对于民众来说，官员与矿监是相互勾连的利益共同体，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如果我们将陈奉放在正式权力的天平上称一称，他不过是正八品的小吏，只能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科级干部。按说他们根本无法与权力秩序内的官员相抗衡。可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他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在湖广地区为所欲为，将征税的过程直接升级为流氓式的拦路抢劫，竟无人可以制衡。

这种人好像生来就具有做恶人的天赋，他派出手下四处打探富户人家的祖坟位置，探听到结果后，就认定这些祖坟下面有矿，按照皇上旨意要挖。富人只好给陈奉献上金银，来赔偿矿监的经济损失。陈奉在自己作恶的同时还鼓动手下人作恶，其党羽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宅，奸淫妇女，大胆一点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

矿监税使虽然身负皇命，但他们在地方上的疯狂无异于流氓阶层。也就是说，矿监集团的发展是以网罗利用流氓阶层为前提的。当地官员也对陈奉这种流氓式的做法敢怒而不敢言，更谈不上配合他们的工作。

由于权力枝节向下层层递延，对于那些长期居于内宫的宦官们而言，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制度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由此他们流氓式的手段也不仅仅限于牟取皇权利益范围之内，还以极大的势能向整个权力体系辐射。对于“陈奉们”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官家制度的概念，在他们的眼中，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如今他们是奉了皇命，那么其他的都不在话下。

一次，陈奉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消息被当地的官员故意散布出去，商人和老百姓得知后，数千人聚集在他必经之路鼓噪起哄。即使沿途有官兵护卫，陈奉也被飞来的石头砸伤。事后，陈奉向万历皇帝告状，说当地官员如何不配合自己在下面开展工作。他提供了五名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单，然后将罪责全部推到这五个人的头上。意在告诉皇帝，他们不是为难我这个宦官，而是拿你这个皇帝不当回事。

明神宗一怒之下将陈奉供出来的几个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其中就有湖广佥事冯应京。

冯应京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威望。老百姓给的威望，很多时候在帝国官员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那样一种权力运行机制下，老百姓既不能决定官员的升迁，又不具备对官员的加害能力。所以在当时的大部分官员看来，能不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是无关紧要的，能够纳入正式权力的运行秩序才是最有效的。

像冯应京这样的好官，被朝廷派去的锦衣卫抓捕之时，那些认为他是好官的老百姓也只能干瞪眼看着，帮不上忙。

陈奉无中生有地将冯应京的罪状公布出来后，老百姓难抑心头的怒火，上万人将他的住所团团包围。陈奉心虚，就躲藏到了楚王府里。巡抚支可大从中调停，极力维护陈奉。老百姓一把火烧了巡抚衙门的正门，并捉住多名税官将其捆绑后扔进长江，两名锦衣卫缇骑也在这次骚乱中受了伤。

由于武昌当地政府的军事力量已被税使控制，所以陈奉躲在楚王府里还能够调动地方军队前往平乱，由此可见地方权力自主性的丧失。民变发生后，地方官府不仅不敢处置违法的税官，甚至还在陈奉的指挥下动用了官军镇压民变。在官兵们暴力相向之下，事态得到暂时的平息。聚众的百姓虽然散了，但就整个事件而言，不仅没有妥善解决，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军事镇压不仅没有达到平息事件的目的，反而触犯了众怒，民变向整个湖广地区扩散。

陈奉在楚王府里躲了将近一个月，他担心再留在地方会有性命之忧，于是请求万历皇帝将其召回京城以避难。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地方政府已经无力左右事态的发展，最后在陈奉的授意下，巡抚支大可向中央政府发出求援。

当万历皇帝将陈奉从湖广地区召回的时候，他携带着从地方搜刮来的“金宝财物巨万”，在地方军队的护送下，绵延数里。在陈奉回京的同时，冯应京也被解往京城受审，老百姓十里相送，嚎哭不绝。一边是从地方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一边是从地方上收获的民心民意。搜刮民脂民膏的人，成了权力的宠儿；而收获民心民意的人，反而成了权力的弃儿。冯应京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用动情的言语劝老百姓不要再闹下去，给皇帝添堵，给朝廷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