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意志的莫扎特”（第5/5页）

2.瓦尔特·费特所引《唐·乔万尼》谱例，用以证明莫扎特音乐风格中的日耳曼起 源。

席德迈尔和费特的这种仇外的立场试图消解甚至否认莫扎特对非日耳曼文化的积极反应；这种立场在第三帝国最后几年略有消减。这种诠释上的修正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例如，随着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合作关系日渐增强，回避不必要的反意大利说辞，以免疏离德国最亲近的盟友，就成了实用策略；得到强调的则是把意大利和德国音乐相联结的共同原则和价值，而非一味宣扬德国霸权。作家汉斯·恩格尔1944年的《德国和意大利在音乐史中的关系》（Deutschland und Italien in ihren musikgeschichtlichen Beziehungen）一书试图证明这种联系。恩格尔在序言中勾勒出这一论点，并尝试淡化两国音乐气质的明显差异：

尽管有这许多由大自然和历史带来的相似性，但德意两国的音乐才华和两国对音乐的热爱一直有一些反差和紧张关系，并至今如此。这种关系成果丰富。除了对意大利的土地、日光和美景的大体向往之外，在德国音乐家身上总能看到一种对北欧式深度的音乐憧憬；这两方面本非对立。[89]

恩格尔虽然致力于强调两国的和睦关系，但谈到莫扎特时，他仍然追随席德迈尔那一路的观点，尽责地让作曲家的成熟作品不显现出不必要的意大利影响。他承认早期作品——如歌剧《假扮园丁的姑娘》——“集意大利喜歌剧传统之大成，和普契尼（Piccini）、帕依谢洛（Paisiello）、古列尔米（Gugliemi）、安弗西（Anfossi）和加鲁皮（Galuppi）等作曲家的成就有着很强的关联”，但他把莫扎特的晚期歌剧，如《费加罗的婚礼》和《唐·乔万尼》，从这些作曲家的模式中分离出来。[90]例如，在谈到《费加罗的婚礼》时，恩格尔声称，这部歌剧有的不只是“属于下一代意大利人之最高成就的那种娱乐和情绪，如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Barber of Seville），更有思想深度，不只是对人类爱情的共鸣，而有着超越平庸世事的阵阵不安和隐秘的渴望”。[91]因为他是对德国读者写的，所以没必要强调说，后一种品质正是德国内在的，和意大利式的思维方式稍显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