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扎特服务德国帝国主义（第12/12页）

意大利艺术[在他的头脑中]扎下有力的根——这根，他从未刨除。[意大利艺术][相比其他艺术]才是和他的精神更为协调的，赐予他美妙的个性以灵感的火花、微笑和[道德]支持，以及意大利化的面相。甚至在这位濒死者的[艺术]遗言中——在《安魂曲》那沉重而忧伤的页面里——也有着对意大利的温柔回忆……[莫扎特]独立的个人风格——在旋律线里，在节奏的轻巧和清晰里，在发自内心的产出里，在天然的优雅中，在贵族式的精美中——和意大利非常贴合，谁会认不出这一点呢？从意大利吹来的温柔而甜美的金色的轻风似乎穿越天空，向他展开。[564]

法里奈利着重讲到莫扎特所效法的意大利作曲家。他声称狂飙突进运动“不是我们的德国兄弟所专有的、无法看轻的特产”，还全心拥护关于奏鸣曲是起源于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观点。这个观点是意大利音乐史学家法乌斯托·托雷弗朗卡在极有争议的著作《音乐浪漫主义的意大利起源：现代奏鸣曲的原始形式》（Le origini italiane del romanticismo musicale：i primitivi della sonata moderna）中提出的，和德国音乐学家的观点显然大相径庭。此外，法里奈利似乎还暗中批评德国人对达·蓬特剧本的翻译和修改，也显示出他和德国人保持着距离：

在歌剧中，语言是无法和音乐创作分离的精神实质。今天，当看到《费加罗的婚礼》《唐·乔万尼》[和]《女人心》的意大利语剧本被换成北方人更易理解的德文本时，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565]

对莫扎特的关注重点存在着这些细腻的区别，显示出对这位作曲家的矛盾看法，但凡此种种，依然紧贴因战争而越发激烈的民族主义修辞。在这段时间里，很少有生活在这种压迫性政治环境里的人愿意站出来保卫文化和艺术的独立。然而，有一位著名知识分子站了出来，特别声讨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莫扎特纪念活动。1943年8月10日，批评家马西莫·米拉（Massimo Mila）在逃离法西斯监视并加入武装抵抗运动的前几天发表了一篇文章，斥责纳粹和法西斯利用莫扎特的音乐来鼓吹两国文化联盟和智识优越论。他宣称，“军乐队阵阵吹奏，战鼓擂响，激进分子煽风点火，在这样的声音里，莫扎特只是被众多铁制花瓶夹碎的可怜的陶器碎片而已”[566]。米拉认为，法西斯和纳粹对莫扎特音乐的政治性利用抹掉了它的美学意义。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谈到在战后，在人性从被他称为“钢铁般的暴力帝国”的压制下复苏、重新感受到涌动的精神需求时，该如何表演、如何聆听莫扎特的音乐艺术。在他的设想中一个个莫扎特俱乐部建立起来——这是致力于保卫美学领域之独立性的庇护所，唯一允许的活动将是音乐演出、对莫扎特音乐的讨论和阅读；任何功利性的活动，包括饮食，都会被禁止。遗憾的是，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没有实现，即便在1945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