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扎特服务德国帝国主义（第9/12页）

由于许多“合作”作家远在维也纳，享受着莫扎特音乐周的奢华与好客，对“大型莫扎特节”的评论意见中——如《音乐信息》所显示的——对德国人参与的节目好言不多，而对法国人的成就则吹上了天。[529]音乐节用两位20世纪德国作曲家受莫扎特启发的作品来收官，乔治·丹德洛（Georges Dandelot）认为这种安排没有说服力。他认为，虽然雅尔纳赫出生于法国，作品里有着精致的织体，配器声音也非常融合，但雷格尔的配器是低劣而单调的，赋格部分特别显示出最糟糕的学究气，“十分无趣”[530]。

不用说，在德国那边，汉斯·格奥格尔·邦特（Hans Georg Bonte）并不同意对雷格尔的恶评。他在为《音乐时报》撰写的“大型莫扎特节”乐评中称赞赫尔曼·阿本德罗特让音乐学院音乐会协会管弦乐团的弦乐和管乐能够无间合奏，给雷格尔的作品以色彩丰富的演绎。但他的文章主要在于展示法国演奏者演奏莫扎特时的抒情和感伤特质，还强调像“大型莫扎特节”这样的活动能够成功地打破文化隔阂。这都是德国读者爱看的。[531]

整个法国的其他地方在1941年还有别的莫扎特年庆典活动，但不清楚这些活动会在多大程度上像巴黎那样明确地宣示法德团结。例如，在波尔多，1941年的莫扎特音乐节没有显示出任何政治干扰，几乎可以确定“表现出与和平时期相差不多的特点”。[532]不过，在维希法国的部分地区，莫扎特被用来象征抵抗。例如，有一半犹太血统的雷纳尔多·哈恩（Reynaldo Hahn）在德军占领巴黎之后不得不弃城而去，但他作为莫扎特专家声名显赫，这使得他能够于1941年6月在马赛指挥一个莫扎特音乐节，尽管他后来被禁止活动。[533]一年后的1942年，马赛有两个莫扎特节在蒙特雷东（Montredon）隐秘的环境中举行。音乐家帕布洛·卡萨尔斯（Pablo Casals）和克拉拉·哈斯基尔（Clara Haskil）正在那里躲避德国人。[534]

让·布吕勒（Jean Bruller）化名维尔高（Vercors），于1942年在巴黎秘密出版小说《海的静谧》（Le Silence de la mer）。书中，他警告法国公众不要轻易臣服于占领者试图赢得民心的举措。维尔高认为，音乐在安抚人心的过程中，是一种特别危险的武器。相应地，在他的小说里，一位德国军官占领了一位老人和他的侄女的房子，这位军官恰好此前是一个作曲家；他梦想着能够实现法德两国人民的友谊，但发现德军的真正目的是要毁了法国而非架起沟通桥梁时，他的梦想就破碎了。

从巴黎的莫扎特音乐节获得的好评和极高的参与度看，法国人并未在意维尔高的警告。但观众参与宣传连和德国研究院举办的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买合作主义政治的账。埃斯塔班·布赫（Estaban Buch）在谈到贝多芬在巴黎被占区的接受情况时说，一些前往观赏音乐会的人只视其为“一个愉悦的美学避风港，能逃避残忍的外部世界”，而另一些则用他们对莫扎特作品的热爱来满足“对自由的饥渴，或用来忘记——尽管只是暂时的——他们对压迫者的恨意”[535]。

在被占领的荷兰和比利时

20世纪40年代，莫扎特在低地国家的接受情况展示出矛盾的局面。毫无疑问，1941年12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莫扎特周年庆典和帝国境内及巴黎相比要黯淡得多。这次庆典完全是荷兰人自己的活动，时长一周，由一系列曲目全部是莫扎特作品的音乐会组成，由皇家音乐厅会堂乐团（Concertgebouw Orchestra）演奏，指挥是爱德华·范·拜农（Eduard van Beinum）和威廉·范·奥特鲁（Willem van Otterloo）指挥。也有一些室内乐；压轴演出是一场《费加罗的婚礼》，由约翰内斯·登·赫尔托格（Johannes den Hertog）指挥，在阿姆斯特丹市立剧院（Stadsschouwburg）上演。

12月9日，爱德华·沃特（Edward Voûte）市长在为音乐节揭幕时，强调了荷兰和这位萨尔茨堡大师的种种关联。沃特用了熟悉的说辞。他告诉尊贵的宾客，莫扎特1765年至1766年在海牙的短暂停留让他在创作上很有收获。后来，在1942年11月19日，占领者以一场《唐·乔万尼》庆祝荷兰德语剧院的启用，正式认可了这种关联。观看这场演出的有戈培尔和德占荷兰总督（Reichskommissar）赛斯—英夸特，他们宣称这场演出表现出德荷文化合作与日俱增的潜力。但是在1941年的莫扎特节中，德国人在众多纪念莫扎特的仪式中并未明显在场，只有在阿姆斯特尔宾馆举行的德荷文化协会（Niederländische-Deutsche Kulturgemeinschaft）会议是个例外。会上，阿姆斯特丹德语高中的校长提议在荷兰设立一个莫扎特奖。[536]

德占比利时似乎和其他国家有些不同步，在1942年5月才举办弗兰德斯莫扎特纪念活动（Mozart Herdenking in Vlaanderen），而不是在莫扎特逝世150周年纪念时。这究竟是德国方面故意为之，还是只是行政疏漏，目前尚不清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莫扎特纪念活动是由德意志弗兰德斯劳工协会（Deutsch-Vläm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举办的。该机构在帝国宣传部门庇护下于1935年成立。统计显示，其成员在1941年11月有19000人，次年3月猛增至3万人。这显示，该机构在1942年中期——而非更早的时候——可能才具备运行一个音乐节的后勤实力。[537]

无论这类事务是否影响莫扎特纪念活动的排期，毫无疑问，其节目胃口颇大。在同一周内，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根特有许多音乐会、歌剧和讲座，需要仔细协调。此外，阿姆斯特丹莫扎特音乐节几乎没有显示出德国人的影响，但弗兰德斯莫扎特纪念活动中，两地有着密切合作。来访的有指挥家汉斯·克纳佩茨布什，他于5月9日在布鲁塞尔指挥了比利时电台交响乐团；还有明斯特歌剧院的瓦尔特·贝克（Walter Beck），他于5月4日在根特指挥了根特歌剧院乐团。歌剧方面也有合作，忠诚的纳粹同情者亨德里克·迪尔斯（Hendrik Diels）指挥了《魔笛》的两场演出（5月6日在布鲁塞尔，5月10日在安特卫普），负责制作的是签约海德堡的汉斯·弗里德里齐（Hanns Friderici）。而根特歌剧院的《后宫诱逃》（5月3日在根特，5月7日在安特卫普上演）则由贝克指挥，由汉斯·施特罗巴赫（Hans Strohbach）制作。

31.荷兰德语剧院于1942年11月19日在 海牙上演的开幕演出《唐·乔万尼》广告海 报。

32.1942年5月弗兰德斯莫扎特纪念活动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