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宣传功能下的教育和文化（第2/2页）

每一伪乡政府之文化部，必到处设有识字牌，每日书有宣传性或麻醉性之语句强迫附近民众，无论男女老幼务必前往认识并通晓其语意而后止。故当该县初收复时，试任叩一儿童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等之意义，彼必能不假思索，对答如流，一如素有研究者然。土匪亦往往设立学校（如列宁小学等），但设备简陋，有黑板一方（且有时即利匾额改制）即可开设，桌椅粉笔等，均由学生自备，教师仅稍识之无者，即可充任。授课时间无一定，辄利用为匪军服役之余暇以为之（如放哨侦探等，土匪时利用儿童担任），有时晚间也须上课。[124]

苏区教育注重通俗易懂，如当时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教材为《三字经》，第一页就是：“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125]其非常简明地传递出阶级观念、男女平权和反抗意识。在湘赣苏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的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126]对苏区普遍的群众教育，国民党方面评判：

匪党之所谓“文化教育”、“提高工农群众文化水平”，其麻醉力量较任何宣传煽惑为尤大。盖以邪说灌输脑海之中，改造群众之心理，潜形默化，卒至相率盲从，日趋危途，甘受欺骗而不自觉。尝观匪列宁室墙报处之“识字竞赛”，其进步之程度与麻醉之力量，殊可惊异。[127]

中共在教育上取得的成效，当年多种材料均有反映。据福建上杭才溪区的调查，1934年1月，全区8782人中，除小孩外有6400余人，能看《斗争》的约有8%，能看《红色中华》与写浅白信的约有6%，能看路条与打条子的约有8%，能识50至100字的约占30%，完全不识字的只有10%。[128]在一个文盲占90%以上的乡村地区，短时期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任职于国民党中央的王子壮当年曾在日记中写道：“今晨在党部黄君禹同志考察江西匪区归来谈在彼所见云：匪区民众教育的确较普通发达，人民知识程度以高数载。赤匪占据数载而能维持者，悉在组织民众之作用发挥尽致。”[129]

中共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既为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打破专制政治的愚民统治，也是为了正面宣传中共的政治理念，加深民众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因此，中共的教育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采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红色歌谣就是中共潜移默化影响民众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仿乡村最通俗的曲调，作成最浅近的歌文，散发各乡村告农民妇女小孩们去唱。”[130]“常仿民歌山曲，将其所需要，用以麻醉人民者编为教科书、宣传品，迫令妇女儿童，持诵成熟。”[131]如《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以及《十骂蒋介石》等歌曲在苏区被广泛传唱。在此背景下，苏区教育的实用性、宣传性要重于基本知识的输送，教育界主张的“十年树人的计划”就被批评为：“离开了当前的革命需要而从事和平的建设倾向，是目前文化教育工作主要的错误。”[132]

苏区教育重视现实功用的倾向，和其处身环境的不确定性大有关联，虽然中共成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但毕竟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还不可能与南京政府全面抗衡。在自身无法准确把握未来时，某种程度上的短期行为应可理解。而且，在资源短缺的战争背景下，苏区教师缺乏，经费短少，“每个教师三元伙食费还不可得，而中央政府颁布了对教员的待遇的条例，各县限于经济而不能实施”。[133]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下，苏区教育文化方面的成绩已实属难得，无法过于苛求。

需要提出讨论的仍然是苏区的知识分子政策。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必须依靠知识分子，但如同中共党内知识分子遭遇洗刷一样，苏区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处境一度也不容乐观。张国焘在其主持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就明确表示：“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134]中央苏区虽然话没有说得这么直白，但基本处理方法大同小异。张闻天所说的“吃知识分子”[135]的现象普遍存在。与此相关，当国民党军进攻苏区时，教育界反水现象相当严重：“广昌县教育部长雷德胜，在敌人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就实行叛变逃到白区。接着，城市区的教育部长、甘竹区的教育部长、长生区的正副部长都反水了。而且城市区的教员等有十多人投降敌人”。[136]国民党方面一份关于江西各地在反抗革命中殒命人士材料显示，在所列65人中，乡村知识分子达35人，超过半数；35人中受过小学教育者10人，中学（含师范等中等专业教育）24人，大学预科1人；从职业上看，主要是两大类，一为教育，有12人是县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和教员，一为政治，15人为县区党部人员。[137]胜利县1932年8月在押犯人621人中，腐朽文人达312人，占总数的50%多。其他包括豪绅地主90人，富农62人，流氓33人，中农33人，贫农88人，工人6人。[138]这些数据显示出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权间存在相当距离，而这难免会对苏区的文化教育构成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