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构性的限制中央苏区的人力与物力（第4/4页）

为应付严重的粮食问题，1933年12月，苏维埃中央决定成立粮食人民部，专门处理粮食问题，收集粮食被提到“国内战争中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83]的高度。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粮食收集仍遇到许多困难。1934年2月的粮食突击运动中，“于都预定计划收四万四千担谷子，现在收到百分之十，胜利收谷也只有百分之十三”。[84]于都古田区、黎村区甚至“没有收到一粒谷子”，该县粮食部长明确认为：“于都群众没有谷子。”[85]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时，一些地区为完成任务强行摊派，造成政府与群众间关系紧张，胜利和于都等地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区苏请愿”[86]的严重事件。

粮食出现困难同时，兵员仍在继续增加，不断增加的兵员要求更多的军粮供应。为此，1933至1934年间，中央苏区不得不先后向群众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应该说，苏维埃政权一直在尽可能不过多加重农民负担，1932年，赣西北的江西万载等地苏维埃政权曾向群众借谷，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发现后严加制止，强调：“今后无论何种用费，困难到任何程度，都不得向群众借一斗米或一串或几百钱，尤其是‘预征税收’的国民党工作方式，更不容许应用。”[87]此时，中共的借谷决定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粮食供应本已相当困难，借谷任务除兴国等少数地区外，大部分地区完成得相当艰难。苏区中央严令各地“派出的突击队不到任务完成不能调回”。[88]《红色中华》发表文章强调：“目前我们是处在决死的战斗中……如果没有二十四万担粮食，我们的红军不能作战。不能吃饱肚子，就不能维持生活。”[89]在战争条件下，政府对苏区粮食资源的挖掘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大限度。

和粮食的严重局面比，一些依赖输入的日用品更形紧张，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据毛泽东1933年底调查：

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才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今年情形又改变，因为封锁，布贵，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恢复到暴动前。暴动前一套单衣服值十八毛（十五毛布，三毛工），去年每套二十一毛（十七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一元半，今年每套三十四毛（三十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二元四角。反革命使我们的衣服贵到如此程度！……暴动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90]

这还是第五次“围剿”初期的情况，随着战争的进行和封锁的加紧，问题愈加严重。尤其是作为生存必需品的食盐。赣南食盐向来依赖外来的淮盐、潮盐、广盐补给，多“由土民担谷往赣北或广东交界处交换而来”。[91]据1930年《申报》报道：“平均潮属每年所产之盐，销入闽赣外省者占十分之七。”[92]闽赣对外来食盐的依赖，可见一斑。由于国民党军实施封锁，严禁食盐输入，导致苏区食盐价格飞涨，1933年底，一元大洋只能买盐一斤多，相当于红军到来前的1/4。[93]很多家庭买不起盐，只能淡食。1934年初，食盐价格继续上涨，私人商店每元只能买盐半斤多。中央粮食调剂总局出售的平价食盐为每元一斤，但仅在瑞金设点销售，且“不能供给非红军家属的需要”。[94]1934年年中，随着前方战事不利，物价再现暴涨：“米每元五斤，盐每元一两五钱，柴每斤二角。”[95]为解燃眉之急，苏区不得不“大举进行熬硝盐的事业”。[96]迫不得已时，“把厕所底下的土，挖出来熬盐，甚至用死人墓下的土熬盐”。[97]硝盐质地不纯，成分也有别于食用盐，食用硝盐后，中毒事件屡见不鲜。

物资奇缺，导致价格飞涨，财政金融部门为弥补财政赤字，大量发行纸币，苏区中央有关文件承认：“在长期国内战争的条件之下，增发纸币常常是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的一个办法。”[98]在此背景下，严重的通货膨胀难以避免。瑞金城区有一商人“以三元苏维埃纸票收买现洋一元，后来又将所收的现洋以三元五角价钱出卖给别人”，此人被定性为进行“捣乱经济、操纵金融的反革命活动”，以反革命罪枪决。[99]其实，这种倒买倒卖现象是苏区金融秩序失控的真实反映。

由于第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战术，各部不轻易跃进，红军擅长的诱敌深入打歼灭战战术难以发挥，无法缴获到大批武器弹药，这使红军主要的武器来源受到限制。红军兵工厂本身的制造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与材料储存又十分有限：“不能制造枪、弹……枪枝只能修理，子弹只能翻造。”[100]翻造的子弹，即将打过的弹壳装上新造弹头而成，这种子弹因为“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坨铁蛋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101]刘少奇当时曾写道：“兵工厂做的子弹，有三万多发是打不响的，枪修好了许多拿到前方不能打，或者一打就坏了。”[102]子弹如此，手榴弹和刺刀也差不多：“手榴弹都是我兵工厂造的，质量太差，落地只炸成两三块，杀伤力很低。敌人上来后，只有拼刺刀了，可有的刺刀也不顶用，捅几下便弯了。”[103]

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红军作战物资消耗严重，枪械、弹药供给越来越困难。国民党方面在1934年年中侦察到：“伪一师每连仅有士兵三四十名，子弹每枪约六七排，都是土造，连续射击不得超过五发，以上则炸裂。”福建方面一些地方红军枪弹缺乏，“多持标枪扁担”。[104]据统计，1934年8月，红一军团共有步马枪7268支，三军团5385支，五军团4000支左右，九军团1830支，[105]几个主力军团枪支数不足两万。红军一个主力连的武器配置为：步、马枪共41支，步、马枪弹2025发，驳壳枪2把，驳壳枪弹9发，轻机枪1挺，轻机枪弹60发，手榴弹30颗，[106]弹药筹备几乎难以支撑一个大的战役。重武器更是无法和国民党军相比，当时，“敌人有一千五百门迫击炮和野战炮，而我们只有二十几门，就是这些炮又由于缺乏弹药多数已无法使用。机关枪的比例虽然不那么悬殊，但也至少是二十、三十比一”。[107]正是由于吃准了红军作战资源缺乏、无力攻坚的弱点，蒋介石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碉堡战术，如他自己所解释的：“倘使他们有炮，又有炮弹，那么碉堡自然是没用的。”[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