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扩红与开小差（第2/3页）

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逃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109]

正规红军出现开小差同时，地方游击队逃跑现象也相当严重。1932年下半年江西出现多起地方武装逃跑反水事件：“于都整个一排人的叛变当靖匪；宜黄独立团一连政委领导三个士兵叛变投白军；乐安独立团三十一个士兵的反水到勇敢队里去；会昌独立团……有一连整个在连长政委领导之下，企图投到广东去当土匪；宁都城市的赤卫军里面大批流氓靖卫团的重要分子，混在里面被反革命领导暴动，包围县苏，布置罢市，缴东门外少先队的枪。”[110]“宜乐黄陂新游击队排长政委于十二月廿一日带所属人枪廿余，藉打土豪为名，降了崇三都敌人，以后接连又是东陂新游击队一百余人在八都去投降敌人。”[111]由于开小差者人数众多，对其开展工作也相当困难，龙岩、瑞金等地“都有开小差的同志联合起来与政府对抗”。洛口“地主武装及小差团”甚至合作攻进洛口街市，而“党政机关人员逃避一空，毫无应付办法”。[112]

开小差问题的日益严重，除各地为完成扩红指标进行强迫命令，造成民众的抵触情绪外，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从地方来看，相当部分地区对开小差现象没有予以充分重视，由于人力紧缺，各地常常在工作中把开小差人员作为有经验的骨干加以重用。江西、福建都有地方政府“替红军请假、寄路票给红军回家”，甚至“拿排长、队长官衔作引诱”，逃兵“可以担任当地重要工作”。[113]地方游击队为提高自身的军事水准也有意留用部队中开小差者，这些人员在“福建三分区游击队中占十分之七”。[114]同时，有些地方政权负责人“自己的老弟、儿子、侄儿等逃跑躲避而包庇他们，因此其它的队员也都跟着逃跑躲避”。[115]更有个别地区干脆把逃兵作为生财之道：宁都湛田区“政府卖路票给红军开小差”。[116]正如王稼祥激烈批评的，某些地方干部“没有采取必要的办法对付那些组织逃跑的领导分子，与屡次开小差的‘专家’，相反的甚至有少数分子还在地方机关中工作，在军事部工作，在赤卫队当干部……大大的阻碍了红军的扩大与巩固”。[117]

从红军本身看，随着队伍的迅速扩展，部队训练和政治工作常常滞后，相当程度上影响到部队建设。由于文化基础差，政治训练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部队政治程度仍然较低：

在三师全师党的代表大会中，举行了一次政治测验，受测验的人都是党内活动分子，测验的结果是：有把罗章龙认为现在中国革命重要领袖的，有把苏联和英国当为殖民地的，有把反帝大同盟当为反革命组织的，有主张反对游击战争的，有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最惊人的有好几个连政委都把国际联盟当作全世界革命的参谋部。[118]

同时，部队也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包括“不到操不上政治课不识字不做墙报宿娼争风打架上酒馆”，“各部队都有许多嫖娼的，赌钱的，抽鸦片烟的”。[119]一些地方游击队质量尤其难以保证。宁化县独立游击支队营“内容腐败，吃大烟、嫖姑娘的很多，纪律松弛”。[120]福建莆田游击队更为荒唐，“因没有钱吃饭，化装反动军队去抢商店，结果给农民缴去枪六枝，被捕队员七人”。[121]虽然，总体上看这只是个别现象，但仍反映出一支纪律严明部队的建设需要持之以恒，不可能一蹴而就。

讨论开小差问题，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到的是红军生活的艰苦。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军通过打土豪可以筹集大笔款项，随着打土豪财源的枯竭、根据地经济上的困窘，红军经费日益紧张，供应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红军是完全没有储粮，单靠杂谷吃饭的士兵，每月只有三元的伙食费。在今天米（每元七升）与食品价高的时候是很苦的，大多数不独衣装成问题，并且半数以上的士兵连草鞋都没有而赤足作战的……士兵愿当赤卫队而不愿当红军。”[122]中共报告中也痛心地承认：“士兵生活苦到万分。”[123]在战争背景下，加入红军随时面临着牺牲的危险，又要承受艰苦的训练和生活，不少人望而生畏，闽西报告：“一般群众到红军去都为了生活艰苦而不去。”[124]当年的档案文件清楚记下了民众的所思所想：

过去第四军回到闽西，只永定一县就不少农民自动加入红军，后四军到江西去，经过几个月都请假回籍了，他们在群众中传达红军的生活如何艰难，我们去动员群众加入红军，他们首先就是障碍，无论怎样解释他们都不愿意再当红军，反转说，你们没有当过红军，哪里知道，我自己当过红军此系知道得清楚……每次征调红军，出于自动加入的，可以说是没有的。[125]

艰苦的生活，使部分加入红军者难以承受，有逃兵承认：“红军每天要走一、二百里路，我们实在拖不得。”[126]王稼祥等也意识到：“红军生活这样艰苦，与士兵的逃跑自然是有关系的。”[127]

应该承认，在苏区的现实环境下，相当部分新加入的红军并没有非常清楚的政治观念，老红军李林写于1940年代的一份思想汇报作为原生态的材料，颇值一读：

本人出身农民，小时候在（也）受苦。家中无钱读书，十二岁在家耕田，帮人放牛。到十六岁至十八岁，这时候的思想就不想在家受苦，帮人放牛心里都想悲脱（背着）出来当兵，后来我母亲设法我跟我叔叔（继父）做小生意。当时我就不愿意跟我叔叔在一块，因为他经常打骂我，我不愿跟我叔叔做事，经常想出来当兵，面（免）以和我叔叔吵骂。以后红军来到我家，就参加本地游击队有半年。后来被地方反动捣乱了，那游击队分散了。我有（又）找正式部队，来时我母亲不让我出来当兵，以后队伍开在我家过时，我就跟队伍走，我母亲就躺在路边哭。当时看到那样哭，有（又）回去了一次，安慰我母亲不要着（生）气，我到外面不会吃亏，有人会帮助，叫她在家放心。同我母亲说这些话，我母亲都不让我出来，后来我就不管家的事情好坏。这就是我出来的思想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