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第5/6页）
战斗进行到13日，红军包围圈被撕散，被迫撤出阵地，红十九师“沿着背后的抚河岸边撤了下去，以后才找到了军团部”。[81]是役，红军毙伤国民党军520多人，自身伤亡达1100余人。石觉认为红军在这一战斗中表现出的长处主要有：“1.能自主准备战场，布置陷阱，制人而不受制于人。在极优的环境和态势下从事作战。2.攻击精神旺盛，前仆后继，气势逼人。3.数线重叠配备，更番轮流连续攻击，突击力和持续力都很强大。4.守势方面，利用阵前埋伏，出我意料之外。”短处则为：“1.对我军行进路线判断错误。2.人海冲锋的战斗方式，在我狭小而坚强的阵地和炽盛的火力之下，死伤过重。”[82]
浒湾之战时，11月中旬，红一、九军团奉命在宜黄见贤桥、棠阴地区突破国民党军碉堡封锁北上策应红三、七军团。14日，红一、九军团强行突破封锁线北上。国民党军5个师立即从东、南方向合围红军，“企图截我军于封锁线外”。[83]红军主力迅速南返，紧急退到云盖山一带。17日，与国民党军第七纵队3个师在云盖山展开激战。由于国民党军抢得有利地形，红军在激战十余小时后撤出战斗，退向神岗、党口地区。19日凌晨，鉴于国民党军第九师向党口一线挺进，目标较为暴露，朱德、周恩来要求“一军团及十四师应以迅速干脆的手段侧击该敌而消灭之”。林彪、聂荣臻随即根据这一指示下令所部“从敌侧面打击敌人运动的部队而消灭其一部”。[84]清晨，战斗打响，红军在大雄关一线与国民党军第九师李延年部激烈交锋。红军经过长途作战，师劳兵疲，“落伍者甚多”，“许多连上，还是前一天早晨吃过饭的”，[85]但仍然发挥出很强的战斗力，国民党军主阵地967.5高地守军一度被红军压至最后阵地。在攻坚战中红军也付出重大伤亡，红一、二师师长负伤，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总计伤亡600余人。由于红军始终未能击垮国民党军第九师，而敌第九十师又紧急向第九师靠拢，使“其左侧得到有力依托”，红军已“不宜在此持久战斗及与敌决战”，[86]19日黄昏，决定退出战斗继续南撤。对这一战，国民党方面战史认为：“我军已占领大雄关左右高地后，匪仍向我攻击，致受重伤，实匪不攻坚战术上之大错误。”同时，红军行动之迅捷和出其不意亦震慑了敌人：“是役上峰命令，匪似已窜至五都、东波（陂？）一带，竟至窜回大雄关与我激战，足见匪实为刁狡；嗣后行动，凡匪在二百里以内，应即准备应战，免受其愚，而遭大害。”[87]蒋对红军能自其碉堡线进出也十分震怒：“窜入碉堡线主匪，仍由见贤桥原路退窜，愧愤之至，将师团长严惩。”[88]
经过两个月的战斗，红军在国民党军的作战圈子里，始终未能实现调动、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目标，国民党军则加紧构筑碉堡、工事和封锁线，红军战略处境日益不利。关于这一阶段战事，后来的历史多称其为“进攻路线”。所谓进攻，当然是相对防御而言的。这一阶段中革军委对单纯的防御战十分担心，强调：“一切持久的防御，都是失败的开始。”“我们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都是不适宜的。只有在极少的时机，如巩固某地点对于我们具有战略的意义时，则我们才留置小的队伍巩固起来，以求达我们的目的。”[89]他们从第四次反“围剿”主动出击造成的机会中得到启发，希望延续第四次反“围剿”时的战绩。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部队密集，层层筑碉，且吸取第四次“围剿”中对红军主动出击战法的忽视，行动更加谨慎，这种战法并没有收到效果。而将初期战斗失利归结为不能攻坚，并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开展攻坚战，更是错估形势，浒湾之战失败给了这种看法以迎头一击。事实上，这时中革军委已经进退两难，缺乏应对良策。
占领大雄关后，国民党军一方面加紧构筑碉堡、工事，另方面继续向南压迫。11月20日，福建发生反蒋事变，暂时给了红军喘息之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不得不首先处理福建问题，决定以第二路军向福建出击，江西方面的第三路军则以攻为守，主动向红军发起攻击，抑留红军于其选择的阵地。11月24日发布的北路军作战计划规定该路“由黎川向东南德胜关泰宁方向进展，协同第二路军堵截伪三、七军团，冀歼灭其实力，并竭力掩护第二路军之推进”。[90]12月11日，陈诚令第八纵队“进至团村，相机进占东山，与匪主力决战”。[91]针对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集中第三、五、七、九4个军团准备阻敌，在团村地区设置埋伏，“预先布置一个师在敌正面钳制，分多组向敌佯动，引敌注意；另以三个师隐蔽在敌之第二梯队左侧后”。“准备取短促突击手段，消灭其前进之一部，迟滞和制止其前进之企图”。[92]12日上午，当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师、第六师两个师部队进至红军伏击圈后，红军开始发动进攻，双方激烈搏杀，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是役，“打得敌人狼奔犬突，消灭了大量敌人，只剩下一个寨子没有攻下来。敌人大部分兵力被我军击溃击散”。[93]午后，国民党军退守三都一线，黎川第十一师也赶来增援。陈诚并策划集中7个师部队“全力与匪决战，务求歼灭该匪于团村附近”，双方“抗战异常激烈”。[94]红军在兵力不占优势，又未能达到消灭敌军一部的不利形势下，13日下午主动撤出战斗，“避免与敌主力决战”。[95]
团村战斗后，12月15日，国民党军集中3个师兵力以“占领德胜关求匪决战之目的”[96]向德胜关展开进攻。德胜关“当黎川泰宁交通要冲，西南有盐隘草桥隘猴形沙矿各隘口，当江西福建的分界线，其余山岭屏障，林木森严，除此外无路可以通过，但德胜关两侧均系大山毗连，地形狭长，相当减少其防守价值”。[97]红军在此有红十五师、三十四师、十三师3个师的防御部队，除十三师外，战斗力都不强，全力防御有些勉为其难。陈诚报告的战斗经过是：“今晨微雨大雾，左右两翼自九时起初各以一部分向德胜关南北侧高地攻击。至戌刻我傅黄两师确实占领德胜关。”[98]退出德胜关后，红军被压往泰宁方向。20日，国民党军又占领黄土关。至此，江西方面战事暂告一段落。
德胜关、黄土关相继攻陷后，国民党第三路军一方面构筑碉堡，巩固自身战线，伺机向苏区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关注福建方面镇压十九路军的战事，准备配合其第二路军的进攻。同时，红军内部在作战指挥上发生争论，朱德、周恩来在团村战斗后致电中革军委，指出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不如此，强调：“我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在一般干部乃至战时将新战术运用，尚未了解与熟练条件下，常不能达到高级要求的胜利，且常付出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99]对中革军委的分兵策略及顶出去打的基本战略含蓄提出批评。16日，针对中革军委24小时内连续四次变更作战命令的做法，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强调：“相当范围内职权似应给我们，否则亦请给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100]12月20日，中共中央局决定调整红军指挥机构，取消红一方面军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各军团及独立师、团等。1934年1月起，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脱离军事指挥。2月3日，中革军委正式改组，朱德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就红军指挥系统而言，这样的改变应属必要。中革军委作为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当中共中央有意抬高代主席项英的军事指挥权时，享有相当大的军事指挥权。与此同时，朱德作为一苏大后任命的中革军委主席兼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国工农红军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负有直接指挥作战之责。两个指挥系统难相上下，经常发生颉颃，相互指责不断，项英离开中革军委后，这种局面即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