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第2/6页）

（2）头陂、白水之役

广昌战役失败后，中革军委的战争指导发生重大变化。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中革军委曾明确表示：“我们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都是不适宜的。”[354]广昌战役后，中革军委虽然继续坚持“短促突击”的运动防御，但此时“短促突击”已越来越变成短距离的战术对抗，战术的机动性大大削减。相应地，中革军委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欲以堡垒对堡垒，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阵地防御成为红军基本的战斗方式。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与中共已把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列入议程，尽力抵御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深入，为战略转移赢得准备时间成为其重要考虑之一；其次，此前的屡屡失利使之对继续坚持运动防御的可能性发生怀疑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国民党方面观察：“赣匪自广昌建宁连城头陂白水相继失陷迭遭惨败后，变更策略，采用堡垒战术，企图节节顽抗，阻我前进。”[355]他们的判断是：

土匪向来主张游击战，运动战，但自我军碉堡封锁政策成功以来，亦渐趋重工事，尤其在广昌战役以后，更为重视。盖我军碉堡步步进逼，彼于运动战无机可觅，于是不得不改变方针，遍筑强固工事，与我作阵地战，阻我前进。[356]

撤离广昌后，红军退守头陂、白水一带，构筑工事，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一步进攻。国民党军在攻击取得阶段性成果基础上，也不得不停步消化，构筑碉堡和封锁线，准备下一步的进攻。同时，重新调整部署：以北路军第八纵队6个师由泰和向兴国方向推进；第六路军第七纵队4个师由龙岗向古龙岗方向推进；第三路军第五纵队4个师首先进占头陂等地，尔后集中第三、第五纵队和东路军第十纵队共9个师，向宁都、白水、驿前、小松市、石城方向推进；东路军第二路军6个师由朋口、连城向汀州方向推进；南路军3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宁都方向推进；另以3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为总预备队。此时，红军控制区域不断缩小，到1934年6月只剩下瑞金、于都、兴国、赣县、会昌、石城、宁化、长汀等中心区域的寥寥数县。为抵御国民党军的攻击，中革军委决定“六路分兵全线抵御”。7月23日，中革军委通报了国民党军六路进攻的情况和红军六路防御的部署：红三军团六师和红二十一师在兴国西北的沙村地区，抵抗敌周浑元部进攻；红二十三师和江西军区地方部队在兴国东北的古龙岗地区，抵抗敌薛岳部进攻；红五军团十三师在广昌南部的头陂地区，抵抗敌罗卓英部进攻；红三军团四、五师和五军团三十四师、十五师在石城北部的贯桥、驿前地区，抵抗敌樊松甫、汤恩伯部进攻；红一、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在闽西的连城、朋口地区，抵抗敌李延年部进攻，红二十二师在会昌筠门岭以北地区，抵抗敌陈济棠部进击。

7月1日，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完成在广昌的集结，准备继续向南深入，兵锋直指石城。3日，国民党军进占头陂。红军在头陂东部天府山地区集结，一方面瞰制头陂方向国民党军，使其不敢贸然深入；另方面牵制通向石城的另一重要通道白水方向国民党军。

国民党军为打通进攻石城的通道，决定两路会进，第五纵队由头陂向东，攻下天府山，再和由广昌向南的第十纵队会攻白水。9日，国民党军第十四师向天府山发动进攻，占据天府山，随后，红军集中主力展开反攻。当日夜，双方展开激战，“短兵相接，往复肉搏，凡数十次，双方在黑暗中混战，达五六小时”。[357]半夜时分，红军已占领除最高点外的大部分阵地，国民党军第十四师被压缩到山顶最后一线，面临着被歼灭的命运。10日凌晨，闻讯增援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师赶到战场。国民党军在援军支援下发起反攻，红军功亏一篑，未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标，于黎明前退出战斗。此役，红军给对方以较大打击，国民党军伤亡达400余人。

为配合天府山地区第五纵队的进攻，国民党军第十纵队也于9日开始向赤水地区进犯。10日，在空中力量掩护下，攻占赤水，至此，国民党军已经打开通向石城的第一道门户。红军主力退往中司、驿前一带，前锋则位于白水西南的大寨脑一线，在此构筑工事，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一步进攻。

7月中旬，国民党军第十纵队开始向大寨脑地区进兵。红三军团在此以堡垒战术与国民党军周旋，虽然延缓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步伐，但由于国民党军的炮火优势，损失颇大，红军堡垒作用有限：“一切条件支点全不坚固，受不起一个迫击炮弹，打不出枪，手榴弹投不出去，没有副防御，不能抑制敌于我手榴弹火力下”。[358]22日，国民党军付出近300人伤亡的代价，攻占大寨脑、鸭子岭，兵锋直指贯桥、驿前一带红军主力。

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虽然凭借绝对优势的兵力、装备，攻击屡获成功，但继续进兵其实也承受着很大压力。随着其向苏区内部的不断深入，后勤给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因为连续作战，水土不服，传染病对其形成很大杀伤，国民党军将领回忆：

广昌、石城之间，匪我相持缠斗，达三个月之久，大军云集于狭窄地区，时值酷暑，部队皆无蚊帐，又以蔬菜稀少，饮水不洁，及在阵地露宿等因素，致痢疾及疟疾患者极多，死于道旁者累累。师野战医院病患达千余，人满为患；我团两千余人，只有七人未患疟疾，我亦染患此病。疾病对于战力消耗，数倍于作战受伤，军队健康之维护，实为一极其重要之事。[359]

该回忆道出了国民党军的实况，让我们看到中共方面处于困境时，国民党方面其实也并不轻松。稍后，陈诚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此次至各处视察，情状极惨，沿途死病士兵夫无人处理者，不知其数。自广昌至石城，每日死亡计二百以上，各师患病者占三分之二，行营及总司令部无人过问，而各部又无法处理。”[360]战局进行到此时，双方都各有苦衷，国民党军也有骑虎难下之势。蒋介石可资依赖的主要是人多势众、实力雄厚，抗击打能力相对较强。然而，当时蒋介石又不能不顾虑地处赣南红军之后虎视眈眈的粤桂势力，如果与红军作战消耗太大，必将影响其应对粤桂挑战的能力。所以蒋介石此时表面看气势汹汹，内心则谨慎有加，苦心焦虑谋划的，是代价最小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