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人马基雅维利：史迹、史学与史观（第2/2页）

执政团（Signorh）要求特使对公爵表示友谊，但不得作出实质性的承诺，如果可能的话，附带收集一些情报。马基雅维利对恺撒·波契亚的智商和魄力的敬畏不下于对顶头上司索德里尼鼠目寸光的蔑视，对此行的结局早已了然。12月23日、26日的报告陈述了他对波契亚处决前罗马尼阿总督雷米罗·德·奥尔科（Remirro de Orco）事件的见证，日后，这些内容将在《君主论》第七章再现。

1512年，路易十二从意大利撤退。但意大利各邦的势力均衡并未因始作俑者的退出而恢复，反而为另一个外部干涉者——西班牙提供了机会。这对依赖法国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是最大的打击。拉维纳战役从各方面讲都是马基雅维利的致命伤，他心目中最值得信任的国民军不堪一击，美第奇家族凭借的客军却不负所望，他的政治理论、政治实践和个人命运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53]。下野、入狱、文穷而后工，似乎可以在精神领域挽回现实中的败局。但与他呼吸相通的意大利各邦已经不可能从他的智慧中获益了，因为它们的命运已经不再取决于本国的宪法体制是否优良、政治策略是否高明，而是取决于阿尔卑斯山外的各大国博弈。意大利这块实验田的地力已经耗尽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样，都是在黄昏时节才起飞的猫头鹰。

马基雅维利是一个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吗？这完全取决于“人文主义”的定义，然而比这个词歧义更多的术语并不多见。如果“人文主义”指的是世俗主义的史观，拒绝接受基督教会预设的历史目的论和线形史观，那么马基雅维利肯定是纯度最高的人文主义者。奥古斯丁和波舒哀的著作[54]最为清晰地演绎了基督教历史学的框架和要点：其一，历史有意义，因为体现神意；其二，历史有进步性，因为基督为救赎人类只上过一次十字架，不会循环再现；其三，历史有可知性，因为神具备绝对理性，能掌握历史的目的和计划，使之对神具有意义。一切表面上的混乱或不义，其实是人具备的有限理性不完善所产生的错觉，在绝对理性面前根本不存在，一如农夫的犁沟在蜉蝣眼中只有混乱，在农夫眼中却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意义的[55]。然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是史例和评注的堆积，方法上偏向经验主义，完全无视在经院哲学中已经发展得很完善的演绎法，不能导出一个首尾呼应的体系，反而产生了大批彼此抵触的意见或历史教训。历来学人疏注之多，意见矛盾之大，无过于马基雅维利，原因正在于此。何况，马基雅维利即使不算古典共和主义者，肯定也是古典主义者兼厚古薄今论者。他一再重复文明循环论，认为腐败—灭亡—蛮族代兴是城邦—民族的自然结局，毫不迟疑地断定他自己的祖国和意大利正在陷入腐败—灭亡之途，把黄金时代放在格拉古时代以前的罗马。在他的著作中，不存在线性进步，古今一切史例都可以抽出其历史背景，放在同一平面上处理。这对希腊罗马人而言，完全不成问题。然而对于基督教目的论史观来说却是格格不入的。（其实对近代以后各种进步论或目的论体系也是一样）

但“人文主义”还有另外一层更流行的含义，即布克哈特（Max Burckhard）所谓“人的发现[56]”，即个人主义的产生。马基雅维利的理论虽然容纳了人的利己主义和一切恶行，却没有为近代的个人主义留下余地。他从未使用权利一词，他笔下的自由一词与今人心目中的良治或公共利益没有明显的界别[57]，其主语只能是城邦或民族，绝不会是个人。他对君主国和共和国兴亡成败不厌其烦的描述总会归结为一点：好政体就是维持稳定政统的政体。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好君主国（或共和国），反之则为坏君主国（或共和国）。在他的视野中，最能体现前者的，莫过于罗马。而母邦佛罗伦萨无论如何改变政制，都出不了后者的范围。如果依据贡斯当的分类法，马基雅维利的自由肯定是“古代人的自由[58]”，从这一层含义上讲，马基雅维利不是“人文主义者”，而且根本不理解这个词的意义。

“人文主义”还可以作第三种更加专业化的理解，即古典语言文学的研究或推广。马基雅维利的志趣和成就都不在这一方面，绝不是这种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曼陀罗华》对意大利俗语文学的昌盛，倒是有推波助澜之功。

马基雅维利的史学是否属于人文主义史学，可以争议，但其属于古典传统的历史艺术而不属于实证主义兴起后的所谓历史科学，则绝无疑义。马基雅维利仍然是克里奥女神的门徒，他的著述仍然是诗歌和戏剧的姊妹，并不准备在寓言和史实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事实上，马基雅维利毫不掩饰他的史学是服务于政论的，就这个目的而言，寓言恐怕比史实更有价值。为史实而史实的历史研究，对他这样热衷政治、拒绝区分公私界限的人来说，恐怕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章句之学。事实上，文艺复兴人对史学的流行看法，正与马基雅维利相同，是为了弘扬城邦或民族的伟大，其余皆属次要。

中国人对文艺复兴的流行看法，往往把启蒙运动甚至19世纪自由主义的遗产归到文艺复兴名下，同时有意无意地淡化其复古——复归古典传统的一面。这主要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步论预设和他者塑造所致，因此古典不宜优于近代，文艺复兴作为进步之源不宜有复古色彩，同时有进步色彩的观念都应该出于文艺复兴。这也是历史，但它是中国近现代观念史，而非文艺复兴史。马基雅维利的史学属于世俗主义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而不属于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后者其实应该视为自由主义兴起的前奏，与文艺复兴或人文主义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