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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不但表示生产方式已转型为现代所谓的“大量生产”，同时也暗示了包括信用购物（主要是分期付款）在内的配销转型。因而，1884年时，英国开始有1/4磅标准包装的茶叶上市。这项发展将使无数诸如立顿爵士（Sir Thomas Lipton）之类的食品杂货大亨，可以从大城市的工人后街当中赚取财富。立氏的游艇和金钱赢得了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友谊，这位声名狼藉的国王特别容易被一掷千金的百万富翁所吸引。立顿的分店由1870年的一家也没有，增加到1899年的500家。[25]

第六，大众市场的转型也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第三类经济的显著成长，亦即公家和私人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例如办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务业。我们只需举英国的例子便可见其成长之一斑，英国在其极盛时期，曾以小得离谱的办公室作业支配整个世界经济：在其总数大约950万的就业人口中，1851年时仅有6.7万名公职人员和9.1万名商业雇员。到了1881年，在商界就业的人士已超过30万人（几乎全是男性），不过公务人员只上升到12万左右。但是，到了1911年，商界雇佣了大约90万人（其中17%为女性），而公职人员则增加了三倍。自从1851年后，商业雇员的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增加了5倍之多。我们将在别处再讨论这种白领和非劳动阶级人数剧增的社会后果。

第七，接着我将提一下这个经济的最后特点，那就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日益融合，政府和公众角色的日益增强，或者是像戴雪律师这样的自由派理论家所认为的：“集体主义”牺牲了旧日良好的强劲个人或志愿企业，达成了具有威胁性的进展。事实上，这项特色是竞争性自由市场经济萎缩的征候之一；19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是以竞争性自由市场经济为理想，而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情形亦是如此。然而，1875年后，人们日渐怀疑具有自主性和自我调整能力的市场经济，一旦失去国家和政府当局的协助，其有效性将如何。如今，这只操纵市场的手已经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一方面，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政治的民主化往往使得不情愿和备受困扰的政府走上采取社会改革和福利政策之路。它们也被迫采取政治行动以保护某些选民群体的经济利益，例如保护主义，以及美国与德国对抗经济集中的措施（成效较差）。另一方面，国家与国家间的政治竞争日渐和各国企业群体之间的经济竞争结合在一起，因而，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它遂促成了帝国主义的现象，也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者，它们也导致了军备工业的发展，而政府在这类工业当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不过，虽然公众所扮演的策略性角色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它在经济上的实际重要性却并不大。这类相反的例子在当时也层出不穷：例如英国政府买下中东石油工业的部分利益，并且控制了新出现的无线电（两者都有军事重要性）；德国政府也随时预备将其部分工业国有化；以及俄国政府由19世纪90年代起有系统的工业化政策。可是，虽然如此，各国政府和舆论却都以为政府在这方面只不过是私人经济的小补充而已，即使欧洲在公共事业和服务领域的（主要是地方性）政府管理上有显著进步，也无法改变这种看法。虽然社会主义者不大考虑社会主义经济所具有的问题，但是他们却不同意这种认为私人企业为至高无上的看法。他们或许曾经把这样的私营企业视为“地方自治的社会主义”，不过这类企业大半是由既无社会主义意愿也不同情社会主义的地方官员所把持。由政府大规模控制、组织和支配的现代经济，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1875—1914年间，在大多数强国迅速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中，政府的支出往往呈下降趋势，虽然备战的开销使这部分费用陡然攀升。[26]

“已开发”世界的经济便是以这些方式增长和转型的。可是，令当时“已开发”世界和工业世界人士大感惊异的，不只是其经济的明显转型，更是其明显的成功。他们十足是生活在一个昌盛的时代。甚至劳动大众也从这场扩张中受惠，由于1875—1914年间的工业经济属于劳动力异常密集的工业经济，因此便为涌入城市和工业的男男女女提供了几乎无限制的且不需技巧或可迅速学会的工作机会。这便是大批移民美国的欧洲人能够适应工业世界的原因。不过，如果说这种经济的确提供了工作机会，但是它对贫困现象的减轻却成效有限。在历史的大半时间里，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都把贫困当作其注定的命运。在劳动阶级的回顾中，1914年前的几十年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对于欧洲的富人甚至一般中产阶级而言，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时代。诚然，对这些人而言，“美好的时代”是在1914年以后失去的。对于战后的商人和政府而言，1913年永远是个坐标点，他们希望由艰难困苦的时代回到这一点。从阴沉和艰难困苦的战后岁月往回看，这个不寻常的战前繁荣时期，似乎是他们企望回复的“正常状态”。可是这样的向往只是徒然。因为我们看到：促成这个美好时代的那些趋势，正是驱使它走向世界大战、革命和分裂的趋势。它们使得失去的乐园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