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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世界局势更为险恶的是，众人不自觉地接受了政治势力理应随经济发展无限增加的观念。19世纪90年代，德国皇帝便据此为他的国家要求“利于发展的空间”。俾斯麦当年也曾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他实际上为新德国取得的地位，比普鲁士一向所享有的要强大得多。可是，俾斯麦有能力限定他的野心范围，小心地避免事情失控。而对威廉二世来说，那项要求只是没有内容的口号。它只不过正式提出“比例原则”：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强大，则其人口越多，其民族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便越高。因此，一个国家应得的地位在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口号是：“今日德国，明日全世界。”这种无限制的能力论可以表现在政治、文化民族主义与种族偏见的言辞之中。但是这三种言辞的有效公分母是一个统计曲线不断攀升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没有经济扩张做基础，政治要求根本不具意义。比方说，19世纪波兰知识分子坚信他们（那时尚不存在）的国家在世界上负有救世主的使命，但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实际层面而言，虽然德国民族主义的煽动言辞带有浓厚的反英性质，但是当时的危险却不在于德国想要取代英国的全球性地位。相反，危险的根源在于一个全球性的强权需要一支全球性的海军，而德国已从1897年开始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支舰队的另一个附加价值，是它所代表的不再是旧日的德国诸邦，而是统一的新德国。它的军官团不再代表普鲁士的乡绅或其他贵族，而代表新兴中产阶级，也就是新国家。提尔皮茨海军上将（Admiral Tirpitz）是扩张海军的倡议者。他否认德国计划建立一支可以打败英国的海军，它想要的只是一支具有威胁性的海军，足以强迫英国支持德国的全球性，尤其是殖民地要求。此外，一个像德国这么重要的国家，能没有一支与之匹配的海军吗？

但是，从英国的观点看来，德国舰队对英国海军的威胁，不只是单纯的数量压力——当时敌对列强的联合舰队总吨位已超出英国甚多（虽然这样的联合是完全不可能的），英国舰队甚至已无法维持它的最低目标：其海军实力必须超出另外两大强国的总和（“两个列强的标准”）。和其他海军不一样的是，德国舰队的基地全在北海，正对着英国，因此它所针对的目标当然是英国。依英国看来，德国基本上是一个大陆强权，而如哈尔福德·麦金德（Sir Halford Mackinder）这类地缘政治学者所指出的（1904年），这种陆上强国已比英国这个中型岛屿享有更大优势。海上利益对德国当然是有限的，但大英帝国却完全依赖其海上航线，事实上，它也将（除了印度以外的）各个大陆留给陆上强权国家的军队。即使德国舰队完全不做任何举动，它还是会牵制住英国船只，使英国不容易，乃至不可能控制它认为最关键的海域（例如地中海、印度洋以及大西洋海道）。海军之于德国，不过是国际地位和全球野心的象征，对于大英帝国却是生死攸关的事。美洲海域可以（而在1901年确乎）丢给友善的美国，远东海域可以让给美国和日本，因为在这个阶段，这两个强国似乎只有纯区域性的兴趣，而这些区域都与英国的利益无害。然而，德国海军即使是一支区域性的海军（它并无意永久如此），对于英伦各岛和大英帝国的全球性地位都是一种威胁。由于英国主张维持现状，德国主张改变现状，因此就算德国不是有意，也必然会造成英国的损失。这种紧张状态再加上两国间的工业竞争，无怪乎英国会把德国视为其最危险的潜在敌人。于是，它自然会与法国接近，而一旦俄国的威胁又被日本减少到最低程度，它当然也不忌讳与俄国合作。俄国的失败破坏了英国外交大臣们长久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欧洲均势，而在人们的记忆中，这种失衡还是第一次。德国成为欧洲最具军事支配力的强国，而它在工业上的成就早已是欧洲各国畏惧的对象。出人意料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由“三国同盟”的形成（1882年）到“三国协约”的建立（1907年），花了几乎1/4世纪。我们无须通过错综复杂的细节，去研究它们的发展。我们只需记住，它们说明了帝国主义这一阶段的国际摩擦是全球性和地方性的，没有人（尤其是没有英国人）知道列强之间的利害、恐惧和野心矛盾会把他们带往哪个方向。而且，虽然许多人都感觉到它们将把欧洲带向大战，但没有一个政府知道该如何应对。大家一再想打破这种集团体系，或者至少超越两个集团，建立或恢复友谊关系（英国与德国、德国与俄国、德国与法国、俄国与奥地利）来抵消它。可是，这两个集团被不具弹性的战略和动员计划所增强，越来越显稳固，而欧洲则在经历一连串国际危机之后，终于失控，滑向了战争。1905年后，这些危机通常都是诉诸战争威胁来解决的。

自1905年起，发生于“资产阶级”社会边缘的新一波革命，造成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又为即将爆炸的世界添加了新燃料。1905年的俄国革命暂时使帝俄陷于瘫痪，从而鼓励德国伸张它对摩洛哥的要求，甚至威胁法国。由于英国支持法国，柏林被迫在1906年1月的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会议上让步，毕竟为了一个纯粹的殖民地问题而挑起一场大战是不符合政治利益的，更何况德国海军自认它还不足以与英国海军作战。两年以后，土耳其革命破坏了列强在近东这个活火山悉心建造的国际均势。奥地利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因而引发了与俄国的冲突，直到德国威胁将在军事上支持奥国，这个危机方告化解。1911年因摩洛哥而起的第二次国际大危机，基本上与革命无关，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野心。德国派遣了一艘炮艇，摆好姿势，打算拿下摩洛哥南方的阿加迪尔港（Agadir），但是由于英国威胁要支持法国作战，德国才被迫撤退。至于英国究竟有没有这个意思，却是无关紧要。

阿加迪尔危机说明两大强国间的任何冲突都会将它们带到战争边缘。当土耳其帝国因1911年意大利攻占利比亚，1912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着手将土耳其由巴尔干半岛逐出而逐渐崩溃之际，所有的列强都没有任何举动，其原因或是由于不愿得罪可能的同盟国意大利（意大利此时尚未表明参加哪一方），或是由于害怕被巴尔干诸国拖进无法控制的情况中。1914年的发展证明了它们当时的态度是多么正确。它们僵在那儿不动，看着土耳其几乎被逐出欧洲，看着获胜的巴尔干小国继续第二次内战，看着它们在1913年重绘巴尔干地图。列强唯一能做的，是在阿尔巴尼亚成立一个独立国家（1913年），并依惯例由一位德国亲王出任君主。下一次的巴尔干危机是发生在1914年6月28日。这一天，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前往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进行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