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第5/8页)

从美洲或其他热带地区引进新作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欧洲南部和巴尔干地区,玉米(印第安人的粮食)已经相当普及——这有助于把迁徙不定的农民固定在巴尔干的小块土地上——在意大利北部,水稻生产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各类贵族领地上都种植了烟草,出于财政税收的目的,大部分烟草都为政府所垄断,尽管以现代的标准来衡量,那时所消费的烟草实在微不足道。在1790年,普通英国人每月抽烟、吸烟或嚼烟的数量约为1盎司。蚕桑养殖在南欧的部分地区已相当普遍。马铃薯作为主要的农作物,才刚刚开始兴盛,或许除了爱尔兰以外。在爱尔兰,一英亩马铃薯,比其他任何食物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马铃薯已经在那里大量种植。除英国和低地国家之外,块根作物和饲料作物(与干草不同)的系统栽培还相当少见。一直要到拿破仑战争,才造成甜菜的大规模生产。

18世纪当然不是一个农业停滞不前的世纪,相反,这是一个人口膨胀、都市化蓬勃发展、贸易和制造业长期增长的时代,这一切都促进了农业的改进,而且也确实需要农业的进步。这个世纪的下半叶,人口开始惊人增长,并且从此以后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增长过程。这是近代世界颇具特色的现象:例如,在1755—1784年间,比利时布拉班特省(Brabant)的农业人口上升了44%。[10] 从西班牙到俄国,有众多的农业进步运动推动者,他们扩大组织,到处散发政府报告和宣传出版物。然而,在他们的印象之中,最深刻的竟是农业发展所碰到的巨大障碍,而非农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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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除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区以外,农业世界的发展都相当缓慢。而商业和制造业世界,以及与之并进的技术和智力活动,则是信心十足,生气勃勃,狂飙突进,大有发展。从中得益的社会阶层显得很有活力,坚定而乐观。与殖民地剥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贸易活动广泛展开,这给当时的观察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海上贸易体系迅速发展,贸易额和贸易量大大增加,商船环绕地球航行,给大西洋北部的欧洲商业社会带来了利益。他们利用殖民势力,掠夺东印度群岛居民的商品[3] ,再从那里输往欧洲和非洲,并在非洲利用这些商品加上欧洲的货物来购买奴隶,以便满足美洲迅速发展的种植园制度的需求。美洲种植园则反过来把数量更为巨大、价格更加便宜的蔗糖、棉花等出口到大西洋和北海沿岸港口。在那里,它们将与欧洲东西贸易中的传统工商业品:纺织品、食盐、葡萄酒及其他物品——一起被重新发往东部。然后从“波罗的海”换来谷物、木材、亚麻。从东欧换来谷物、木材、亚麻和亚麻制品(一种出口到热带地区有利可图的商品)、大麻以及在这个次殖民地地区生产的铁制品。在欧洲比较发达的经济——从经济上说,它包括定居在北美殖民地上,日益活跃的白人社会——之间,贸易之网变得空前密集。

当英印富翁(nabob)或种植园主从殖民地衣锦荣归之际,多半已是腰缠万贯,其财富之巨是地方老财主做梦都不曾想到的。商人和船商似乎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经济强者,在那个世纪里,他们建造或重建了波尔多(Bordeaux)、布里斯托尔(Bristol)、利物浦(Liverpool)这些辉煌的码头,只有达官贵人和银行家才能与他们相比。那些人从他们有利可图的政府职位上攫取财富,“国王以下的肥差”这一说法有其实质的意义,因为时代依然如此。除此而外,律师、土地经营者、地方上的酿酒人、商贩,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他们构成了中产阶级。他们从农业世界积累了有限的财富,过着低层次而宁静的生活。甚至制造商看起来也比他的穷亲戚好不了多少。因为,尽管矿产业和制造业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在欧洲的所有地区,商人(在东欧,通常也就是封建领主)仍然是他们的主宰。

这是因为正值壮大的工业生产,其主要形式是所谓的家庭代工,或分散加工制度,由商人购买手工业者或农民利用部分农闲时间生产产品,然后在较大的市场上出售。这种贸易的单纯发展,其结果必然为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创造初步的条件。出售自己产品的手工业者,变成仅仅是计件量酬的工人(尤其是在商人为他提供原料,或者把生产设备出租给他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从事织布的农民则变成了拥有小块土地的织工。各个过程和功能的专业化使得旧式的手工业产生分裂,或是在农民中间造就出一大批半熟练工人。过去匠人师傅一身二任的人、某些专门的工匠团体,以及一些地方上的中间商团体,逐渐转变为转包人或雇主之类的人物。但是,控制着这些分散生产形式的关键人物,把失落的村庄和冷清街道上的劳工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的主要人物,还是某种类型的商人。正在或即将从生产者行列中出现的“企业家们”,便是这类商人身旁的小配角,即使他们还没有直接的依存关系。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特别是在工业发达的英国,铁器制造商们,或像大陶瓷商人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那样有名的人物,是值得自豪和令人敬佩的,全欧洲的人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参观他们所建立的企业。不过,典型的企业家(industrialist,这个词在当时尚未发明)还只是士官,而非指挥官。

但是,不论他们地位如何,商业和制造业活动却非常繁荣兴旺。在18世纪的欧洲国家中,英国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功,它的强盛主要奠基于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因此,到18世纪80年代,所有自命实行理性政策的欧洲大陆诸国政府,也开始推动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虽然各国的成就有所不同。科学在尚未被19世纪的学院派分为高级的“纯”科学和低级的“应用”科学之前,各门学科都致力于解决生产中的种种问题:18世纪80年代最惊人的进步表现在化学方面,化学在传统上便与工厂生产操作和工业需求具有最密切的关系。狄德罗(Dider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主编的《大百科全书》不仅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概述,也是科技进步的总结。因为人们相信人类知识的进步,确信理性、财富、文明以及对大自然的控制(这点已深深渗透到18世纪的社会),信仰“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实际上,这种信念主要是从生产、贸易的显著进步,以及经济和科学的理性(人们认为,两者必然有密切的关系)中汲取力量的。而它最伟大的斗士,则是那些在经济上取得最大成就的阶级,是那些最直接参与那个时代的进步人士:商业集团、经济上的开明地主、金融家、具有科学头脑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人员、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制造商以及企业家。这些人向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欢呼致敬,他是一位印刷工、记者、发明家、企业家、政治家,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们把他看成未来社会积极、自立和理性公民的象征。他们是社会中的新贵,不需要在英国经历像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独立革命的洗礼。他们组成了地方性的学会,无论是科学上的、工业上的还是政治方面的进步,都是从这些学会中涌现出来的。参加伯明翰新月学会(Lunar Society)的有:陶瓷商韦奇伍德、现代蒸汽机的发明人瓦特(James Watt)和他的商业合伙人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化学家普里斯特利(Priestley)、贵族出身的动物学家和进化论先驱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达尔文的祖父),以及著名的印刷家巴斯克维尔(Baskerville)。这些人到处拥向共济会(Freemasonry)的分支机构,那里不存在阶级差别,人们以无私的热忱传播启蒙运动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