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宗教(第6/6页)
然而,即使在有组织的宗教之内——至少在罗马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等宗教之内——自由主义的掘墓者仍在发挥作用。在罗马教会当中,他们的主要战场是法国,最为重要的人物是拉梅内(Felicité Lamennais,1782—1854)。他从浪漫的保守主义成功地转变成人民的革命理想者,这使他较接近于社会主义。拉梅内的《一位信仰者的话》(Paroles d ’un Croyant ,1834)曾在政府部门引起喧嚣,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想到,像天主教这样可靠的现存制度维护者,竟会从他们的背后插上一刀。拉梅内很快就被罗马宣布为有罪。不过,自由的天主教却在法国生存了下来。这个国家总是愿意容纳与罗马教会稍有不同的流派。在意大利,19世纪30和40年代的强大革命洪流,也将一些天主教思想家卷入旋涡之中,比如罗斯米尼(Rosmini)和乔贝蒂(Gioberti,1801—1852),后者主张在教皇领导之下建立自由的意大利。但无论如何,教会的主体是好斗的,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反自由。
新教少数派和各宗派自然更亲近自由主义,至少在政治上是如此。作为一名法国胡格诺新教徒(Huguenot),实际上就意味着至少是一名温和的自由派分子(路易·菲利浦的首相基佐就是这样一个人)。像信仰英国国教和路德宗这样的新教国家,教会虽然在政治上更为保守,但是它们的神学理论对《圣经》学和理性主义侵蚀的抵抗力显然低得多。犹太人当然直接暴露在这股自由主义洪流的全面冲击之下,毕竟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解放,全都得借助自由主义。文化同化是所有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的目标。在先进国家当中,最极端的人士放弃了他们的旧宗教而转向基督教或不可知论,就像马克思的父亲或诗人海涅(但是他发现,犹太人不上犹太会堂,并不表示他们就不再是犹太人,至少对于外面世界是如此)。不那么极端的人则发展出一种稀释过的自由主义犹太教。只有在小城镇的犹太聚居区内,以犹太经文和法典所支配的生活,才得以继续保持。
[1] 事实上,只有该时期的流行歌曲才偶尔借用了天主教术语。
[2] 在俄国,东正教式的纯基督教社会依然兴盛,但这同样的潮流却较少转向过去的洁净庄严那面,而多退回到东正教现有的、无限深奥的神秘主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