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总督“三只鸟”[1]（第5/6页）

苗族的土地即“苗疆”的汉化在前代已经开始进行，被称为“改土归流”，是改土司归由中央政府选任的官吏即流官管辖的意思。改土归流既有由苗族方面主动提出请愿的情况，也有中央政府进行武力讨伐最终实现的情况。鄂尔泰对三省的苗族进行武力讨伐，施行改土归流。由此，大致相当于贵州省的面积的、到那时为止半独立的土地完全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鄂尔泰调离之后，苗族蜂拥而起反抗官吏统治，动乱一直持续到乾隆初年。由于鄂尔泰的努力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叛乱很快就被镇压，苗族也逐渐汉化了。直到现在在华南地区，拥有苗族姓氏的人仍很多，如岑、龙等，其中出了许多名士。

雍正帝即位第八年，如左右手般受到信赖的怡亲王薨逝后，为了填补空缺，雍正帝在两年之后召鄂尔泰回朝，任命他为相当于日本总理大臣的内阁大学士。雍正帝驾崩之后，辅佐乾隆帝、执掌乾隆朝初期朝政的正是鄂尔泰。

除上述三人外，还有山西省的诺岷、四川省的岳钟琪、广东省的杨文乾等名臣，他们都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但是还有其他一些省份，雍正帝在有生之年也没有找到合他心意的总督或巡抚。

至此还有一个问题，雍正帝通过与地方长官之间的亲启信函（奏折）的往来商议地方政事，但终究能否通过这样的手段掌握地方的实际情况？信札写作技巧的高低是否会令雍正帝头晕眼花而无法做出正确判断？的确不能排除有这样的倾向。河南省的田文镜被雍正帝看中是因为他有一位作为私人秘书的幕友邬先生，众人对他的最主要评价是十分了解雍正帝喜好的奏折的写作要领。有人说，雍正帝有必须对地方官呈递的奏折挑点儿毛病的性格。因此，田文镜在给天子上奏之时，总会预先留一处漏洞。结果雍正帝发现这个漏洞后对这一点一个劲儿地批评，反而快速跳过了要紧的地方，一字不改。然而，其他地方官不知道这个技巧，一心想要写成完美无缺的奏折，因此有时候最为重要的部分被雍正帝挑出毛病来，这点成为地方政治实际运作上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

然而，这是过分轻视雍正帝的观点。在书面文章上蒙混过关，只能一时取得成功，不是长久之计。雍正帝曾如此感慨万千地追忆：

满保、黄国材之奏折完美无缺。朕亦不小心被其引诱，［批谕甚多，朱笔所书不下数万言。阅其所奏天花乱坠，朕亦无数嘉奖，格外优恤。及至于今考其作为，何尝实力奉行一事。言念及此，殊无意味，每不禁为之面赤也。］

塞楞额对实际政事十分马虎，一天到晚只钻研寄奏折之遣词造句。纸面文章起不了什么作用。实行要紧。

无论何处都一味讲求实用主义，打心眼里极度厌恶奉承的文辞和不实在的语言的雍正帝并不是会被表面文章蒙骗的天子。另外，他不单纯依靠地方官的上奏，还使用他擅长的密探的方式来刺探地方的实际情况，想要完全欺骗皇帝并非易事。

［不可通同欺蔽，即使尔阖省一气共相隐瞒，朕亦另有访闻之道凡百处。］

若是有人胆敢轻视毫无忌惮地公开说出这样的话的雍正帝，那他肯定要遭殃了。

上文已提及，雍正十年，天子想要整理居室里堆积如山的地方官的上奏以及自己批注的回复文章，将其命名为“朱批谕旨”出版，作为后世地方官行政为官的参考，或许其中也包含想要将自己辛苦的证据传于后世的愿望吧。除此之外，雍正帝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动机。

那就是想要痛斥科举出身者的陋习。中国原本是文字之国，文人同时也是政治家，政治家同时也是文人。正因如此，熟读经典，学写文章，在科举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而及第的人，走上仕途后一般都会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他们一生的愿望就是在作为政治家步步高升的同时，作为文人万古流芳，因此成名之人大多筹备出版自己的文集。文集除诗和辞藻华丽的文章外，也包含“奏议”一项。奏议是呈于天子的上奏文。有时候奏议中也包含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辩护而让君主不省心的内容。更有甚者，仅仅为了装饰自己的文集，特意用激昂的语气滔滔不绝地记述对别人或对天子不利的事情，以此显示自己的刚直。雍正帝对这样的文人习气深恶痛绝。正是因为雍正帝还在位，他们才有所收敛，但没准在雍正帝驾崩后他们会出版文集，洋洋得意地痛诉天子之非，为自己辩护，为此雍正帝需要先发制人，将皇帝与众臣之间往来的文书清清楚楚地公布天下，将他们无论被皇帝如何痛斥却也无可辩驳的事实预先公之于众。在雍正帝给当时有名的文人陈世倌的回信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语句：

［承办之事不能尽心竭力告竣，而妄生越俎之思，莫非又为文集起见耶？凡此密奏之事件，若少存邀名之念于中，恐贻害身家不浅。］

［尔意不过欲奏折后列之文集中以便沽名耳。若果欲纪载，将朕朱批谕旨一并录入方可。］

雍正帝的朱批谕旨的出版，正如他给陈世倌的回信一般，均为皇帝亲自批示的切行事务。

《雍正朱批谕旨》一百二十册是雍正帝在地方政治问题上呕心沥血的结晶，借此我们可以窥见雍正帝的个人思想和政治方针，同时它也是关于当时社会状况的最值得信赖的珍贵史料。另外，其中的遣词造句也非常有趣，令人百读不厌。雍正帝一个接一个地读这些奏折，读后一一认真地订正文字，书写回复，仅仅是他的努力就令人惊叹，但出版的内容仅仅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这令人更加惊讶于雍正帝绝伦的精力。另外，既不是虚荣，也不是野心，不得不说，若不是有真正的坚定的信仰，若不是天命所归，这是不管精力多么旺盛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的事情。

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经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之手，事无巨细地传到了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恰好处于与中国相似的绝对专制君主的控制之下。国王作为基督教的拥护者，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最终觉醒的国民大众开始对国王的控制和教会的权威投以批判的目光。中国当时的情况被介绍到那里，欧洲的知识分子知道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不受宗教约束的文明国家，既感到惊讶，又感到难以置信。其中甚至有人极力推崇，认为像中国一样的君主政体才是理想政治应有的形态。

雍正帝的施政方式当然也传到欧洲人的耳中。他对基督教的镇压及其为了民生安定而奋不顾身、不懈努力的姿态，成为当时欧洲人的话题。与法国的伏尔泰齐名的西班牙思想家戈埃斯（ゴーエス）[3]针对世人对雍正帝的非难，为其做了如下辩解：